第119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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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列宁一面情不自禁地回忆着席间和饭店的谈话，一面走进自己冷清清的房间。陶丽关于饶恕的话只有使他恼火。基督教的教义对他是不是适用，这是个很大的难题，简直说不清楚，但卡列宁对这问题早就做了否定的回答。在大家说过的话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愚蠢而善良的土罗甫春的那句话：“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显然，大家都同意他的话，尽管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
“不过，这事已经定了，想也没意思。”卡列宁自言自语。他只想着当前的旅行和要调查的事；他走进房间，问那个送他进来的看门人，他的跟班到哪里去了。看门人说他的跟班刚刚出去。卡列宁吩咐拿茶来，就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行程。
“有两封电报，”跟班回来，走进房间说，“请您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卡列宁拿起电报，拆开来看。第一封电报是宣布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那个职位。卡列宁把电报一扔，涨红了脸，在屋里踱起步来。“上帝要毁灭谁，就使谁发疯，”[69]他想起了这句拉丁文谤语。这里的“谁”，他现在指的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恼恨的不是他没有得到这个位置，不是人家故意忽视他，而是他弄不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夸夸其谈的斯特列莫夫担任这个职位比谁都不合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提出这项任命是怎样毁了他们自己，怎样损害他们的威信哪！
“又是这一类事吧？”他一边拆开第二封电报，一边恼怒地自言自语。电报是妻子打来的。蓝铅笔写的“安娜”这个名字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要死了，求你务必回来。如能得到饶恕，我死也瞑目。”他看完电文，冷笑了一声，扔下电报。最初一刹那，他认为这无疑是个骗局，是个诡计。
“她什么欺骗的事做不出来呀！多半她要生孩子了。也许是生产上的什么病吧。但他们要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使生下来的孩子取得合法身份，破坏我的名誉，还是阻碍离婚？”他心里捉摸着。“可是电报里明明写着：我要死了……”他重新读了一遍，电文里的字句突然使他吃惊。“万一真是这样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万一她真的在临终前的痛苦中忏悔了，我却看作她又在欺骗，拒绝回去，那又怎么样？这样不仅太不近人情，会叫人家都说我的不是，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未免太愚蠢了。”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来，我要到彼得堡去。”他吩咐跟班说。
卡列宁决定到彼得堡去看看妻子。如果她的病是假的，那他就一言不发走掉。如果她真的病危，临终前想看他一面，那他就饶恕她，只要她还活着；要是去晚了，那就最后一次尽他做丈夫的责任，给她料理后事。
一路上，他不再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
卡列宁带着乘一夜火车所产生的疲劳和风尘，在彼得堡的朝雾中，坐马车经过空荡荡的涅瓦大街，眼睛望着前方，头脑不去思考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不能思考这事，因为一想到将要出现的局面，他无法排除一个念头，就是只要她一死，就会立刻解除他的困境。面包房、关着门的铺子、夜间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工人在他眼前掠过。他观察着这一切，竭力不去想那将要出现的局面。他不敢希望有那样的局面，但毕竟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的马车驶近大门口。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一辆轿车，轿车上坐着的马车夫在打瞌睡。卡列宁走进门去，仿佛从头脑底里掏出了主意，镇定下来。这主意就是：“如果是骗局，那就泰然置之，加以蔑视，返身就走；如果是真的，那就遵守礼节，照章办事。”
不等卡列宁打铃，门房早就把门打开了。门房彼得罗夫，又名卡比东诺奇，穿一件旧礼服，不打领带，脚上套着一双便鞋，模样十分古怪。
“太太怎么样？”
“昨天平平安安生了个孩子。”
卡列宁站住了，脸色发白。现在他才明白，他是多么希望她死啊。
“她身体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惯系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不好，”他回答，“昨天会诊过了，此刻医生还在。”
“把行李拿进来，卡列宁听到还有死的可能，松了一口气，就一面吩咐仆人，一面走进前厅。
衣帽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卡列宁注意到了，就问：“有谁在？”
“医生，接生婆，还有伏伦斯基伯爵。”
卡列宁走到里屋。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生婆头戴紫色绸带的软帽，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安娜的起居室里走出来。
她走到卡列宁面前，由于产妇病危而不拘礼节，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卧室里。
“感谢上帝，您回来了！一直在问起您，一直在问起您呢！”她说。
“快拿冰来！”医生在卧室里用命令的口气说。
卡列宁走进安娜的起居室。伏伦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捂住脸哭着。他一听见医生的声音便霍地跳起来，放下手，这样就看见了卡列宁。他一看见她的丈夫，尴尬极了，又坐下来，头缩到肩膀里，仿佛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竭力振作精神，站起来说：“她快死了。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我完全听凭您的处置，但请您让我留在这里……不过我听从您的吩咐，我……”
卡列宁看见伏伦斯基的眼泪，心慌意乱——他看见别人的痛苦总是这样的——立即转过脸去，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向门里走去。卧室里传出安娜的说话声。她的声音是愉快的，富有生气，音调非常清楚。卡列宁走进卧室，走到床跟前。她脸朝他的方向躺着。她的双颊绯红，眼睛闪闪发亮，一双雪白的小手从上衣袖口里露出来，玩弄着毯子的一角，把它扭来扭去。她看上去不仅容光焕发，身体健康，而且情绪极好。她说话很快，很响，音调十分清楚，充满感情。
“因为阿历克赛，我是指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两人的名字一样，都叫阿历克赛，命运真是太奇怪太捉弄人了，是吗？），阿历克赛不会拒绝我。我可以忘记过去，他也会饶恕的……他怎么还不来？他这人真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人有多好。唉！我的上帝，我烦死啦！快给我一点儿水！嘻，我这样对待小女儿可不好哇！好，那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了，还是这样好。他一回来，看见她会难受的。把她抱去吧！”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来了。您看，他来了！”接生婆说，竭力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卡列宁身上。
“嗐，胡说八道！”安娜没有看见丈夫，继续说，“把她给我，把小女儿给我！他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来，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所以我觉得难受。他的眼睛，说真的，谢辽查的眼睛同他一模一样，所以我不敢看谢辽查的眼睛……给谢辽查吃过饭没有？我知道大家全会把他忘记的。他可不会忘记。得让谢辽查搬到角房里去，叫玛丽爱特陪他睡。”
突然她身子缩成一团，住了口，恐惧地把双手举到脸上，仿佛在等待打击，实行自卫。她看见了丈夫。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历克赛，你过来。我急死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发烧，又要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我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卡列宁皱起眉头，现出痛苦的神色。他拉住她的手，想说些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下唇打着哆嗦，他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激动，只偶尔对她望望。每次他对她望的时候，总看见她那双盯住他的眼睛流露出那么温柔而狂喜的神色，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等一下，你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仿佛在拼命集中思想。“对了，”她又说，“对了，对了，对了。我就是要说这个。你别以为我怪。我还是同原来一样……可是另外一个女人附在我身上，我怕她，因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所以我恨你，可是我忘不了原来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才完完全全是我。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你问问他吧。我现在觉得很沉，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手指都很沉。你瞧，我的手指有多大！不过这一切都快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饶恕我，完完全全饶恕我吧！我这人坏，但奶妈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人——她叫什么呀？——她还要坏。我要到罗马去，那里是一片荒野，这样我就不会碍着谁了，我带谢辽查去，还有小女儿……不，你不会饶恕我！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不，不，走吧，你这人太好了！”她用一只火热的手抓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把他推开。
卡列宁的心越来越慌乱，此刻已经慌乱得不再去克制它了。他忽然觉得，他所谓心慌意乱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使他体会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幸福。他没有想到，他终生竭力遵循的基督教教义要求他饶恕和爱他的仇敌，不过他的心里充满了饶恕和爱仇敌的快乐。他跪在床前，头伏在她的臂肘上，她火热的手臂透过上衣烧灼着他的脸，他像孩子般痛哭起来。她搂住他那半秃的头，身子挨近他，挑战似的傲然抬起眼睛。
“他来了，我知道！现在您饶恕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哇？……把这些个皮外套拿掉！”
医生拿开她的手，小心翼翼地让她躺到枕头上，用毯子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天躺着，目光炯炯地望着前面。
“记住一点，我只要求饶恕，别的什么也不要……他，怎么还不来？”她接着对门外的伏伦斯基说，“来吧，来吧！把手给他。”
伏伦斯基走到床边，一看见她，又用双手捂住脸。
“把脸露出来，瞧瞧他。他是个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让他把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卡列宁捉住伏伦斯基的双手，把它们从脸上拉开。伏伦斯基的脸由于痛苦和羞愧显得十分难看。
“把手给他！你饶恕他吧！”
卡列宁把手伸给他，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舒齐了。只要把我的腿稍微拉拉直就好了。对了，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一点儿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糊墙的花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几时才完结呀？给我点儿吗啡。医生！给我点儿吗啡。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
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她整天发高烧，说胡话，处于昏迷状态。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知觉，几乎连脉搏都停止了。
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
伏伦斯基回家去了，但一早又跑来探问病情。卡列宁前厅遇见他说：“您留着，她也许会问到您。”说着亲自把他领到妻子的起居室里。
到早晨，病人又兴奋起来，思潮翻腾，胡言乱语，接着又昏迷了。第三天还是这样，但医生说有希望了。那天，卡列宁走进伏伦斯基坐着的房间，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来。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伏伦斯基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什么也不明白。您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我还是请您相信，我比您更难受。”
他想站起身来，但卡列宁拉住他的手说：“我请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向您说明我的感情，那以前支配我、今后还将支配我的感情，免得您误解我。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了。不瞒您说，开头我拿不定主意，我很痛苦；我老实对您说，我有过对您和对她进行报复的欲望。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这里来的，说得更明白些，我但愿她死。可是……”他沉默了一下，考虑着要不要向他坦白自己的感情，“可是一看见了她，我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责任，我完全饶恕了她，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有人夺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恳求上帝，但愿不要从我身上夺去饶恕的幸福！”他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使伏伦斯基感动。“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使人家都取笑我，我可不会把她抛弃，也不会说一句责备您的话，”他说下去，“我的责任给我明白规定，我应当同她在一起，我将同她在一起。要是她想见您，我会通知您的，但现在，我想您还是离开的好。”
卡列宁站起身来，失声痛哭，再也说不下去。伏伦斯基也站起来，弯着身子，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理解卡列宁的感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崇高的、像他这种世界观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