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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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发生时，人们就那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既然这件事是由许多人的共同行动产生的，那么，表示出来的意见和愿望总有一项实现，或者近乎实现。当其中一项意见实现的时候，这项意见往往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而同这件事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人人发表意见，该怎么拖和往哪儿拖。他们把木头拖走，其实这事是根据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一个用手干活干得多的人，不能多想他所干的活，不能多考虑共同活动的结果，也不能发号施令。一个多发号施令的人，由于多动口就不能多动手。
在一个为同一目标而行动的大团体里，就更加明显地分离出一类人，他们越少参加共同活动，就越多从事发号施令。
一个人单独工作时，他总是在回顾过去的行动，为当前的行动辩护，并策划未来的行动。
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它让那些不参加行动的人为他们的共同行动作回顾、辩护和策划。
法国人由于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原因互相溺死，互相残杀。为了这件事，人们替表现出来的意志辩护说，这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又为这事辩解说，这是为了权力统一，为了抵抗欧洲，等等。人们自西向东残杀同类，伴随这事件的是法国光荣、英国卑鄙等说法。历史表明，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标准而是自相矛盾，例如说，杀人是为了承认一个人的权力，又说，在俄国屠杀千百万人是为了使英国丢脸。不过，这些辩解在当时是必要的。
这种辩解是为那些制造事件的人开脱道德责任。这些临时目的就像装在火车头前面清扫铁路的扫帚，用来开脱人们的道德责任。没有这种辩解，在审查历史事件时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无法回答：千百万人怎么会共同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你能想象有一件事不是受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所作指示和命令的影响而发生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情绪、欧洲均势或人类文明中找到辩解的呢？因此，一个事件总是符合某一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它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的产物。
一只船不论朝什么方向行驶，总可以看到前面被它划开的波浪。船上的人就觉得这波浪是唯一可见的运动。
只有不断仔细观察水流，并拿波浪的运动同船的运动作比较，我们才明白，波浪的不断运动都是由船的运动引起的，我们之所以被引入迷途，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觉得船在动。
我们如果不断注视历史人物的活动（就是重新注意所发生事件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略历史人物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前进，船前总有同样的波浪：船不断改变方向，前面的波浪也不断改变方向。但不论它往哪个方向行驶，前面总有波浪。
不论发生什么事，人们总觉得那是早就意料到的，是合乎人的本意的。不论船往哪个方向行驶，波浪总在前面汹涌翻腾，既不引导船的行进，也不加快它的速度，但从远处看，我们会发觉波浪不仅自己在翻腾，而且在引导船行进。
史学家只研究历史人物意志的表现——它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起来，认为事件是靠命令发生的。但如果研究事件本身，研究它同群众的联系，包括历史人物在内，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命令是由事件决定的。这一推论不容置辩的证据是，不论发出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一旦事件发生——不论什么事件，从不同人物不断表现出的各种意志中，总可以找出在意义和时间上以命令方式同事件联系的意志表现。
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直接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第一，什么是权力？
第二，什么力量造成民族运动？
回答是：
第一，权力是某一个人同其他人的关系，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共同行动发表的意见、推测和辩解越多，他参加行动就越少。
第二，各国人民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甚至不是由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由两者结合引起，而是由全体参加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而且他们总是这样结合起来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从精神方面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看，服从权力的人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因此，事件发生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在于两者的结合。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这个概念不能用在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上。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中的极限，如果它不同所研究的对象开玩笑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同原子相吸，原子同原子相斥。
谈到热和电的相互作用，谈到原子同原子的相互作用，我们说不出发生这种作用的原因，我们只能说事情就是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我们对待历史现象也是这样。战争或革命怎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结成一定的团体，他们都参加这个团体。我们说，事情只能这样，这是规律，否则就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