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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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推动各民族的力量？
传记作家和国别史家认为，这力量就是英雄和君王所赋有的权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各种事件完全是由拿破仑、亚历山大或者他们所叙述的那些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他们这种答案，只有当一个史学家就某一事件作答时，才差强人意。但当不同国籍、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事件时，他们的答案就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看法不仅各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一个史学家说，某个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个史学家说，它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个史学家却说，它是由第三者的权力造成的。除此以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权力所依靠的力量时其意见也是互相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之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62]则说，他的权力是建立在欺诈和愚弄人民之上的。因此，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无法理解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重大的历史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解答。
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认为传记作家阐述造成事件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是英雄和君王天赋的权力，他们认为它是多种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通史家描述一场战争或一个民族被征服时，不是从一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许多跟事件有关的人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是由许多力量形成的，因此，似乎不能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然而，通史家却常常仍把权力看作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认为它是造成事件的原因。按照他们的论述，历史人物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各种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有时他们认为，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为量。例如，盖尔温努斯[63]、施洛塞尔[64]等人，时而认为拿破仑是革命和1789年思想的产物，时而又干脆说，1812年远征和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事件只是拿破仑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的专横独断，1789年思想的发展遇到了阻碍。革命思想和群众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群众情绪。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产生的。这种情况不仅随处可见，而且通史家的论着从头到尾都充满这种矛盾。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开始分析，就半途而废。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分力的总和必须等于合力。通史家从来不注意这个条件，因此，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就假设还有一种决定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传记作家在论述1813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直率地说，这些事件是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通史家盖尔温努斯反驳传记作家的这种观点，认为1813年远征和波旁王朝复辟，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以外，还由于斯坦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勃里昂等人的行动造成的。这位传记作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为以下几种分力；塔列兰、夏多勃里昂等人的作用；但是这几种分力的总和，也就是夏多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夏多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相互说了什么话，只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表明千百万人的服从。因此，要说明他们这些关系怎样使千百万人服从，也就是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家又不得不回到他所否定的权力，也就是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不仅与传记作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要看他们要雨还是要晴。通史家也是这样的：他们说事件造成权力，因为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当他们需要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是所谓文化史家，他们遵循通史家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认为这种力量在于所谓文化，在于智力活动。
文化史家完全步前辈通史家的后尘，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家从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说这个特征就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智力活动是事件的原因，我们只有做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有某些联系，但我们绝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了人们的行动，因为一面宣扬人人平等，一面发生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一面宣扬博爱，一面进行战争和施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是格格不入的。
但即使承认充斥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点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模糊力量支配的，历史的主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另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说拿破仑拥有权力，因此发生了事件，这还可以理解；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成为事件的原因，这退一步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说明这种力量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那就无法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中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就像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等任何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运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形诸文字）；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观念，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借这种概念就最容易使用意义更不清楚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文字。
且不说这类历史着作的内在价值（也许它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它们认真地详细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事件的原因，例如把1812年远征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说得明白些，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不由得自相矛盾，表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不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