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12）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个头儿不高的瘦瘦的年轻人，穿一件吊面小皮袄，脚登高统皮靴。他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腋下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很轻快地走了进来。
“哎呀，我们的公爵驾到啦。”他说过，把茶壶放到茶碗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45]，“我们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他说着，脱掉小皮袄，从大家的头顶上扔到板床的角落里。“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反正艾米丽雅总是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他笑嘻嘻地看着兰采娃说，“好，现在你就泡茶吧。”他对她说。
这人的整个外表、他的一行一动、他的声调和眼神都透露着蓬勃的朝气和愉快的气氛。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头儿也不高，瘦骨嶙峋，那苍白的痩脸上的颧骨显得很高，一双清秀的淡绿色眼睛离得很远，薄薄的嘴唇——此人恰恰相反，一副郁郁不乐、灰心丧气的样子。他穿着旧棉大衣，皮靴上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到兰采娃跟前，就朝聂赫留朵夫弯了弯脖子，这样他就既点了头，眼睛仍然还在看着聂赫留朵夫。然后，又很勉强地伸过一只汗津津的手来，随后才慢腾腾地把吃的东西从篮子里拿出来，一一摆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出身平民：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从十八岁就参加了。纳巴托夫因为天分过人从乡村学校进了中学，同时一直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了金质奖章，但他不进大学，因为在七年级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要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那些被遗忘的弟兄。他就这样做了，先到一个大村子里去当文书，可是不久他就被捕了，因为他给农民朗读小册子，还在农民中间创办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第一次被捕他在牢里坐了八个月，出狱后仍受到暗中监视。他出狱之后立刻就跑到另一个省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当了教师，又进行那样的活动。他又被抓起来，这一次把他关了一年零两个月，然而他在狱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被抓进去，关了七个月，然后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又因为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从那里流放到雅库茨克地区。所以，他成年以后的日子有一半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经历丝毫没有使他的性情变坏，而且也没有损伤他的毅力，倒是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胃口特别好，不论什么时候总是精神饱满、快快活活、朝气勃勃。他不论做什么，从不后悔，也不去猜想遥远的未来，而是尽自己的智慧、才干和办事能力办好当前的事情。他出了监狱，就为自己既定的目标而工作，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民为主的干活儿的人；他进了监狱，同样朝气勃勃、脚踏实地地工作，跟外界进行联系，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自己，而且为自己的团体。他首先是团体的人。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他一无所有也可以心满意足，可是为了同志们的团体他却有很多要求，而且可以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不论体力活儿脑力活儿，一干起来就不停手，不吃饭，不睡觉。他是农民，爱劳动，干活儿又麻利又灵巧，自然而然能克制自己，彬彬有礼也不是有意而为，不仅能体贴别人的心情，而且能尊重别人的意见。他的老母亲还活着，是一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思想，纳巴托夫还要照顾她，在没有坐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细心地问寒问暖，帮她干活儿，并且跟他以前的伙伴，跟那些农民小伙子来往不断，跟他们一块儿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46]跟他们较量拳脚，并且向他们讲解，他们大家怎样受了骗，怎样才能摆脱他们正置身其中的骗局。每当他想到或者说到革命将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时，总认为像他那样出身的老百姓将处在跟现在差不多的条件下，只是有了土地，没有老爷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当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诺沃德沃罗夫及其追随者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的意见不同。照他的意见，革命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是应该把他热爱的这座壮观、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
他在宗教方面也表现出典型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考虑玄虚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起源，不考虑死后的岁月。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如同在阿拉哥[47]的心目中一样，是他一直认为不必要的一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得对，他根本不过问。他的同志们都认为达尔文主义极端重要，可是他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思想游戏，跟六天里创造世界的说法一样。
他不关心世界怎样起源的问题，正是因为在他面前总是摆着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生活好些的问题。他也从不考虑来世，因为在他心灵深处有一种坚定而稳固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是庄稼人都有的，那就是，正如在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任何东西都不会完结，而是不停地在变化，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大粪变成谷子，谷子变成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子变成橡树，人同样也不会消灭，只是在变化罢了。他相信这一点，所以他常常斗志昂扬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坚定不移地忍受那些可能导致死亡的折磨。可是他不喜欢谈也不善于谈这种事，他喜欢工作，总是忙着干实际事情，并且常常推动同志们去干这样的实际事情。
这批犯人中的另一个平民出身的政治犯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却是另一种气质的人。他从十五岁就做工，并且开始吸烟和喝酒，为的是排遣模模糊糊的屈辱感。他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屈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那时他们这些童工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的圣诞树前，他和小伙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个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孩子们却得到一些玩具，他觉得那都是仙女送的玩意儿，后来他听说，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一位着名的女革命家进他们的工厂当工人，发现玛尔凯有出众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和他谈话，给他讲解他所处的地位、处于这种地位的原因和改善这种处境的办法。等他清楚地认识到有可能把自己和别人从所处的被压迫状况下解放出来，他就觉得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比以前更严酷、更可怕了，于是他不仅强烈地要求获得解放，而且要严惩那些建立和维护这种残酷的不合理制度的人。他听说，有知识才有这种可能，他就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他不清楚究竟怎样通过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使他懂得了他所处状况的不合理，那么知识就一定能够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此外，有了知识，他也就自认为比别人高明了。因此他戒绝烟酒之后，就把全部空闲时间用在读书上，等他做了仓库管理员，他的空闲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并且对他那种久旱逢雨般地吸收各种各样知识的出色才华感到惊异。两年时间里他学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欢的历史，涉猎了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评论着作，尤其是社会主义着作。
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也一起被捕，因为在他那里搜到了禁书。把他关进监狱，后来又把他流放到沃洛戈德省。他在那里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又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全都记得牢牢的，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流放期满之后，他领导了一次大罢工，罢工的结果是捣毁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又被捕，褫夺公权，再次流放。
他像反对现行的经济制度一样，反对宗教。他明白了他从小就信奉的宗教是荒谬的，就努力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起初还觉得害怕，后来就觉得非常高兴了。从此以后，他好像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受欺骗出出气，经常十分尖刻、十分辛辣地嘲笑教士和宗教教条。
他过惯了清心寡欲的日子，有一点点儿东西就心满意足。他和所有从小干惯了活儿、身强力壮的人一样，不论干什么体力活儿，又轻松，又灵巧，又可以干很多，可是他最珍惜空闲时间，为的是在监狱里和在旅站上继续学习。他目前在读马克思着作第一卷[48]，非常细心地把这部书保藏在背包里，就像是无价之宝。他对所有的同志都很疏远和冷淡，只有诺沃德沃罗夫是例外，他对他特别信赖，他认为诺沃德沃罗夫对各种问题的见解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把女人看作一切正当工作的障碍。不过他很同情玛丝洛娃，对她很亲热，因为他把她看作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典型。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和他说话，不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和他打招呼，他才伸过手去，让他握一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