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汽车完全依赖进口，高昂的价格与维修难题促使有识之士萌生自主造车的理想。1928年东北易帜后，国内局势短暂稳定，时任辽宁迫击炮厂厂长的李宜春提出“军转民”战略，建议利用兵工厂设备制造载重汽车，得到张学良的全力支持。1929年，张学良拨款74万元旧币（约合今数千万元）作为研发资金，并成立辽宁民生工厂，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探索之路。
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近乎一片空白，技术匮乏、人才稀缺，对汽车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表面，生产条件更是极为简陋。在这样的困境下，民生工厂厂长李宜春决定采用先仿造后创新的策略。1929年3月，民生工厂从美国共和汽车公司购买了一台瑞雷牌（Relay）SIIb 型汽车，以此为蓝本进行装配和试验。
为加快研制进程，民生工厂聘请美籍技师麦尔斯担任总工程师，同时广纳国内外大学和专科毕业的技术人员，组建起一支研发团队。全厂上下齐心协力，技术人员30人、工人177人，共计207人投入到紧张的仿制研究工作中。他们拆解从美国购买的载货汽车，一点点摸索，逐步掌握汽车设计和制造技术。
在试制过程中，民生工厂积极与国外知名汽车公司交流学习，如福特、通用、万国、斯蒂贝克等。由于当时国内的设备工艺和原材料无法满足制造汽车发动机、精密齿轮、电气装置和轮胎等关键部件的要求，这些部件均委托国外专业名厂，依照民生工厂自行设计的图纸进行加工。而其余的零部件，则由民生工厂自行设计制造。张学良将军先后共拨款80万元，全力支持民生汽车的试制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1931年5月21日，中国第一辆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终于组装完成。然而，新车首次亮相却遭遇挫折，仅行驶了几百米就抛锚了。但这并没有挫败研制人员的信心，经过紧急调试和改进，同年6月1日，这辆车装载两吨负载开始长距离测试，成功跑完160公里路程，顺利通过了考验。关于汽车的命名，最初有“光华”和“中山”等提议，1931年9月，最终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作为品牌名，寓意着汽车将为民众生活带来便利，推动国家发展。民生工厂还专门设立“工厂博物馆”，陈列最初生产的汽车零部件，见证这段艰难而光荣的造车历程。
这辆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为长头、棕色，采用65马力的六缸水冷汽油发动机，前后轮距4.7米，四轮均为单胎，最高时速40公里，载重量2.5吨。据统计，该车第一批整车共有 666 种零件，其中464种自制，202种进口，国产化率高达70%。其设计的“缓冲式后轴”独具特色，水箱分为四部，即使一部损坏，汽车仍能照常行驶，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技术。
民生牌汽车问世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31年9月12日，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为纪念建会10周年，在上海举办路市展览会，特别要求展出第一辆国产汽车。当时民生汽车厂长李宜春派人将汽车、各种汽车零件以及图表发往上海参展。在展览会上，民生牌汽车与福特、别克、奥兹莫比尔、雷诺等国际品牌汽车同台亮相，吸引了众多目光，成为全场焦点。它被放置在展厅中央，附带主要零部件的挂图和一览表，展厅迎面悬挂着张学良和李宜春的大幅照片。蒋介石派张群作为代表参加展览会，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实业部长孔祥熙等也亲临现场祝贺，足见当时社会各界对民生牌汽车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展会结束次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沈阳，民生工厂被掠夺一空，未组装的零部件被日军改造为“丰田31c型”卡车（“31”指1931年，“c”代表中国），工厂亦被更名为“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民生品牌就此夭折。有部分资料称民生汽车为丰田前身，但此说法存在争议。丰田喜一郎于1935年推出的首款卡车“丰田G1”虽借鉴了民生技术，但核心部件（如发动机）为自主研发，两者无直接继承关系。
民生牌汽车虽然最终未能实现规模化生产，但其诞生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填补了中国汽车制造工业的空白，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让国人看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希望，在中国人心中种下了造车梦想的种子。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民生汽车的研制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次勇敢尝试，它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展现了中国人不屈不挠、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它的发展历程短暂而坎坷，但为后来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民生汽车的夭折使中国汽车工业停滞近20年，直至1956年新中国“解放牌”卡车的诞生才重启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