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1963年1月18日上午
台北士林 “国防部情报局”
沈岳和谷组长正静静地听着两位测谎专家的分析报告汇报。年纪稍长的专家读着分析报告，声调不高不低，语速不疾不徐，像催眠曲，让一旁年轻点的专家拼命喝茶，强打精神，看得出两人一夜未眠，加班整理出这份报告。
报告中满是“基准状态”、“呼吸频率”、“峰谷值”、“肌电峰值”、“波形图”、“微表情”等专业术语，让谷组长显得很不耐烦，却不敢发作，只是不停地看着沈岳。
“说结果吧。”沈岳不耐烦地一挥手。
“分析的结果，一共分了8个专题和二十四个节点。被测谎人在关键的节点上没有生理异常反应，也就是无法证明说谎。”
“从肢体语言上分析，总体表现很自信，情绪及下意识动作表现正常，也极少出现掩饰性动作。”
“在红外线体温测量方面，回答一般性问题时，未见体温升高或异常波动；回答尖锐问题时，有小幅升高，符合……”
终于沈岳也忍耐不住，摆摆手打断汇报：“行了，你别念了，咱们又不是发表学术论文。我就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他在哪几个问题上撒了谎？第二、他是否知道湘江计划？第三、他是个可以信任的人吗？”
年纪稍长的专家翻到报告的后几页，指着几张表格说：“副座，您看，他在被问到年少时父亲遇害、与妻子的关系还有侦破我方派遣人员案件这几个激烈问题时呈现出比较高的峰谷值，显示他内心情绪比较激动。”
谷组长按捺不住插话道：“请你直接回答沈局长的几个问题。”
那专家略显尴尬：“从记录参数上研判，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也不知道您所说的湘江计划。”
沈岳又说：“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在经受过严格而有针对性的训练后，让记录参数产生变化，从而误导分析研判的可能性？”
两个专家同时摇了摇头。年纪稍长的专家补充说道：“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做不到。因为被测试者无法知道我们设计的问题，只能在回答问题的瞬间做出反应，即使他表情镇定，他的其他生理反应还是会如实地被仪器记录下来。我们这台机器是刚从美国进口的Lafayette最新型，非常灵敏。您看，这是被测试者在回答对照组问题和敏感组问题时的对比，差别并不显着，这可以理解为此人在初次面对测谎器时的紧张、畏惧情绪所致。”
“你们设计的两组问题在哪儿？”沈岳伸手拿过专家递过来的问题列表，仔细地翻阅着，有些不满意地摇摇头：“不够重视细节！”他盯着两位专家说道：“记住！你们不仅是技术专家，更是肩扛军衔的情报战线的军人，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要善于从对手的不经意叙述和不起眼的细节中去分析答案，那些细节中蕴藏的巧合，也许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突破口。这样，你们下午再测一次，把问题再搞细一点，由谷组长来发问，你们只负责记录。”
沈岳一席话让谷组长有些脸红，好像有些话是对他说的。虽然问题设计属于技术专家的工作范畴，但不管怎样，他是审查的负责人，疏忽了细节确属不应该。他从心里认同沈局长的工作方式以及指出的问题。
沈岳接着说：“讯问完了你们把两次测试结果综合后写一个最终的分析意见结论报给叶局长和我，所有原始记录材料列为绝密级存档，非经叶局长和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调阅。辛苦了，你们可以走了。”
两位专家如蒙特赦，赶紧收拾好桌上的报告、图表离去。
谷组长看着表情轻松了许多的沈岳，问：“沈局长，您批评得对，问题设计确实没有重视细节，我有责任。”
沈岳一晒：“你别多心。测谎器那些洋玩意儿我从来就不以为然，只能用作辅助手段，我相信的是人。来自共党内部的第一手情况，是我们判定的主要依据。”
谷组长又问：“那下边的程序还继续进行么？”
沈岳：“当然，你把程序走完，该用刑就用刑，还是那句话，别把脑子打坏了，别有外伤，真金不怕火炼嘛。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对人用刑，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但湘江计划启动在即，我不得不谨慎。通过了审查，这个人我有大用。”
谷组长：“那边条件不具备，还是弄回局里的审讯室吧。”
沈岳挥了挥手：“你去办吧。”
谷组长起身走了两步，又想起来问了句：“那边的核实消息还没来？”
沈岳：“香港站的联系人已经派进去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回来。那边的情况和你的审查结果一对照，就什么都清楚了。”
谷组长挺身一碰后鞋跟：“局长，我知道怎么做了。”
这时，秘书进来报告：“沈局长，叶局长请您过去。”
沈岳刚走到叶翔办公室门口，便听见叶翔朗朗的笑声。见他进来，叶翔高兴地叫他：“老沈，你看谁回来了。”
坐在沙发上的两个人一齐站起来，向他敬礼。正是“湘江计划”的直接负责人、情报局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的站长廖时亮和计划执行总负责、“高棉组”组长张沛芝。
叶翔看上去对计划的进展很满意，他对沈之岳说：“从咱们开始筹划‘湘江计划’至今两年多了，东南亚那边刚传过来消息，印尼等国政府已经开始筹备迎接对方高层访问，虽然还没有掌握具体行程，但这预示着我们的‘湘江计划’就要进入实施阶段啦。我把他们二位从一线召回来，就是要商量一下，为计划的实施做总体安排。”叶翔之转向廖、张二人：“你们向沈副局长汇报一下前方的准备工作，沛芝，你到高棉整整一年了，你来说吧。”
“是！”
张沛芝上校，祖籍广东，原本是越南华侨，18岁时回国投身抗战，加入军统，在军统贵州息烽训练班结业，黄埔十八期生，一年前率领农念强等三人前往柬埔寨筹建高棉组，隶属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西贡站）领导。他人长的又黑又瘦，但很精干，汇报也很有条理，从组织发展、身份掩护、交通联络、信息收集几个方面侃侃而谈，听得叶翔频频点头。
听到张沛芝说目前高棉组在当地已经发展到40多人时，叶翔连声称道：“不简单，不简单！你们刚去一年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沈岳不动声色地问了句：“为什么要发展这么多人？”
张沛芝不慌不忙解释道：“这4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身份，有的是政府职员，有的是汽车司机、有的是修理工，有的是小商人，基本都是当地华侨。首先，可以满足多方面、多渠道情报收集的需要，汇总后综合分析判断；其次，我们具体的实施方案尚未最后确定。一旦确定，临时发展来不及，从总部或其他站调人，又不熟悉当地情况。有一支基本队伍，到时候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调派；第三、计划的最后执行地点尚未确定，一旦确定在金边实施，这样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安保一定十分严密，我们必须准备几套实施方案，这样就需要几套人马；第四、这个计划一旦实施成功，必将震惊世界。用本地人具体执行，如果发生国际谴责，则会给国府筑起一道防火墙，避免国府声誉损失。”
沈岳赞赏地看了张沛芝一眼，目光转向叶翔：“沛芝考虑得很周密，不错，短短一年，工作确实卓有成效。东南亚的几个站如果都能像高棉组一样，计划成功的把握就大增了。”
叶翔得意地说：“当年我还是二处处长，亲身策划参与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事情出来后，中共给港英当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港英警察逮捕、遣送了好几个我方人员，香港站在人员、器材几方面也都因此受到很大损失。
自从我们着手制定了这个‘湘江计划’，利用其出访之机狙杀之。因对方出访行程一直未确定，故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到目前为止，除上峰之外，就只有在座的我们四人知道。
根据我们在东南亚几国站点传送回来的情况综合研判，很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进行访问行程，出访国家应该在印、缅、越、老、柬这几个国家之中。”
叶翔神情严峻起来：“我们现在要立刻开始万全的准备：
第一、动用所有力量掌握对方出访行程，包括具体出访国家、日期、路线、活动安排、下榻地点等等情况；
第二、制定指挥、通讯和后勤保障体系，以香港站为后方基地，负责所有物资、器材、人员的转运；
第三、制定具体执行方案。根据所掌握的具体行程，布置行动计划和替代方案，并按照方案迅速将器材转运到位；
第四、如果确定在越老柬三国实施行动，则由沈副局长在香港站负责前敌指挥，西贡站负责交通联络和器材转运，高棉组负责具体执行。”
叶翔还真不愧是行动专家，下达任务言简意赅，干脆果断，让在座的几人都神情肃然，热血沸腾。说罢，他问沈岳：“上次丁守拙来，你给他交代了吧？”
沈岳点点头：“我已经让他在香港尽快找不少于5个仓库，一周后就可以把一些特种器材逐步运到香港了。”
叶翔转向廖时亮：“廖站长，你那边有什么问题，一起说说。”
廖时亮一身西装，仪表堂堂，他的公开身份是驻南越大使馆的外交官，实际上却是抗战初期就加入军统的老资格，现任情报局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西贡站）站长，当着局长的面，说起话来声音温文尔雅：
“我认为主要是通讯联络和物资转运的问题。我们站现在与高棉组之间没有电台联络，但在越柬边境有秘密联络点，信息传达还算通畅。西贡与金边之间有一号公路连接，交通很便利，但行动所需的器材比较多，仅通过人工转运可能无法满足，而且比较危险。有一些器材，比如雷管、炸药、燃烧弹等能否通过外交邮袋转运？”
叶翔断然回答：“可以，到时候我派行动处和技术总队的人协助执行。”
廖时亮又说：“我个人认为实施地点选在金边较为适宜。原因有三：第一、柬国王虽然与中国大陆关系很好，但其政府内尤其是军队内亲美反共势力较强，国防部长朗诺就是亲美派的代表人物；第二、西贡有我们的大使馆，金边有直通西贡的公路，人员和器材来往方便；第三、高棉组工作得力，在金边发展了众多情工人员，在政府内也有我们的内线。”
见众人都点头，叶翔扫了一眼大家，信心满满地说：“值此我党‘九全大会’开幕前夕，我们要把握机遇，做成这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为 ‘九全大会’献上一份厚礼。”
他把目光投向张沛芝：“还记得去年你们四壮士出征之前，先生接见时引用老先生的名言对你们的临别赠言吗？天下绝无不可克服之困难，亦断无打不败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