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除权臣革除旧弊
代宗李豫即位后，迅速采取行动削夺了权宦李辅国的权力。借助宦官程元振的支持，李豫巧妙地将当权宦李辅国尊封为“尚父”，并进封其为博陆王，表面上给予了极高的荣誉。然而，此举实际上是李豫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主要目的是逐步削夺李辅国的实权，并最终迫使其退休。这一策略既保全了李辅国的面子，又有效地削弱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更是为巩固皇权扫清了障碍。
不久后，李辅国被“盗”刺杀。随着李辅国的倒台，宦官程元振接掌了禁军统领之职，但其谗害朝臣的行为最终大失人心。基于太常博士柳伉的建议，李豫决定将程元振削官放归田间，随后流放至溱州。
优宠宦官
唐代宗李豫对宦官极为优宠，凡宦官们奉命出使四方，他从不限制其求取财物。即使是恩赐嫔妃家族的任务，宦官归来后，李豫还会询问他们所得多少，如果派去的宦官获得的财物不多，李豫便认为是轻慢了天子的使者，因此宦官们开始公开索求贿赂，毫无忌惮。宰相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常常在阁中贮备些钱财，每逢宦官来传达圣旨或赏赐物品时，从未让他们空手而归。
宦官们出使州县时，也常常以传送文书为名索取货物，其行为与征收赋税无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李豫对宦官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使得宦官势力逐渐坐大，成为唐朝政治中一个显着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为后续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豫无力应对宦官势力的膨胀。
去三大奸如杀犬羊
实际上，在面对一些滥用权力、行为跋扈的宦官时，李豫展现出了决断力。例如，针对权倾一时的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李豫采取了严厉措施，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惩处与贬谪，甚至诛杀，以此来遏制宦官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试图恢复皇权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宦官专权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彻底解决，仍持续影响着唐朝后期的政治生态。
特别是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宦官鱼朝恩因得皇上宠信而权倾朝野，甚至还当庭凌辱宰相。气焰嚣到凡是朝廷政事不经过他的参与，他便会愤怒地质问：“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意识到群臣对鱼朝恩的普遍怨恨，李豫决定将其除掉，便与宰相元载密谋，在一次禁中宴会后，将鱼朝恩留下，命令侍卫将其缢亡，对外则宣称“朝恩受诏乃自缢”。这一行动展示了李豫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决心与手腕。
然而，随着宰相元载的得势，他逐渐变得专权跋扈，沉迷于私利，引起了代宗对其的不满。大历十二年（777年），唐代宗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并诛杀了元载。
此举不仅清除了朝廷中的又一威胁，也为李豫赢得了“去三大奸如杀犬羊”的美誉，宋人苏辙称赞其行动使得“中外不惊，上下厌服”。这句话原是是苏辙用来称赞某位北宋政治人物的行动或政策既未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又获得了从上到下的广泛认可和佩服。这话话通常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相关联，表明其措施在当时社会中得到了相对平稳的接受。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李豫的政治手腕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唐代宗深受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思想的影响，擅长运用帝王权术。
痛失清明宰相
通过逐步削弱宦官权臣的势力，李豫巧妙地铲除了这些潜在的威胁，确保了皇权的稳固。在元载之后，李豫任命了素有清名的杨绾为宰相，意图借其手革除朝廷中的积弊。杨绾上任后，以其正直和廉洁着称，移风易俗，使得朝中权贵铺张浪费的行为有所收敛，为朝廷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虽然杨绾在相位数月便因病逝世，但他的影响深入人心，赢得了广泛尊敬。李豫对杨绾的早逝深感痛惜，感叹道：“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通过这些策略性的行动，李豫不仅成功地清除了一批威胁皇权统治的权臣，还为唐朝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显着的改善。也展现了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排非议重用老将
李豫在用人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决断力。尽管宦官中伤郭子仪，李豫却坚信其忠诚与才能，毅然决定重新起用这位老将。郭子仪不负所望，在抵御吐蕃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保卫了国家的安全。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彰显了李豫识人用人的智慧。
处政严明维护公正
尽管存在用人上的失误，李豫在处理具体政务时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大历十二年（777年）十月，面对京兆尹黎干和户部侍郎韩滉关于水灾损害面积的不同报告，李豫并未轻信任何一方，而是派出御史进行复查。最终确认渭南县受灾面积为三千顷后，他严厉批评了隐瞒实情的官员，并将其贬职。此举体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关注及对公正行政的坚持。
对皇亲国戚的严格要求
唐代宗对皇亲国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容许他们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69年）七月，皇姨弟薛华因私人恩怨杀害了三人并试图掩盖其罪行。事发后，被代宗拘捕入狱并赐死。此外，升平公主请求保留自家水磨以利农田灌溉时，李豫坚决拒绝，并强调诏令是为了百姓利益。公主随即拆除自家水磨，成为成为一时佳话。这些举措显示了唐代宗作为君主的公平与正义。
改革选制，促进吏治清明
唐代宗在位期间还积极推动选制改革，力求吏治清明。宝应二年（763年），他命令尚书左丞杨绾负责东京选拔，礼部侍郎贾至负责东都举荐，开创了两都分举选的先河。这一改革也是为了提高选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为唐朝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代宗不仅展现了其作为君主的智慧与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人失误，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代宗在用人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洞察力，但他的任命决策并非全无瑕疵。早期，代宗任用元载为宰相，然而元载专权自恣，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到了晚年，改任常衮为相，虽然常衮上任后确实遏制了贿赂现象，但在识人用人上却显得鉴别能力不足，未能明辨贤愚，导致人才得不到合理的任用，朝政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京师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隐，愚者前”。生动地揭示了这些用人失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表明，代宗李豫在某些方面的用人策略未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留下了遗憾。
崇信佛教，造成财务负担
在身边朝臣元载、王缙、杜鸿渐等人的影响下，李豫渐渐开始崇信佛教，为此供养了大批僧人，兴修佛寺。这些举措虽然体现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给财政造成了负担。
每逢边疆危机时，他常依赖宗教仪式寻求庇护，如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吐蕃军队逼近奉天，京师戒严之际，李豫命令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至资圣寺和西明寺，并且在两寺设立百尺高座，由僧侣高声诵读，以期禳灾祈福。随着吐蕃军进一步逼近京师，这一活动才被迫停止。同年十月，当吐蕃军进至邠州时，代宗再次命令僧人在资圣寺讲诵《仁王经》。
大历二年（767年）六月，宦官鱼朝恩请求将自己所获赐的宅第改建为章敬寺，以此为已故章敬太后吴氏祈求冥福。该寺建造得极其宏伟壮丽，甚至不惜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获取材料。尽管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但李豫并未采纳其建议，继续推进工程。李豫不仅个人虔诚信仰佛教，还在宫中供养了一百多名僧人，其中包括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不空法师，后者因其深厚的佛学造诣而被封为国公，出入宫廷如同权贵，享有极高的地位。“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这话也反映出了当时佛教势力在经济上的膨胀。
此外，李豫下令禁止鞭打僧尼，并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使用铜制并涂金的瓦片，耗费巨大，达到了“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内外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转向崇尚佛教，出现了“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的现象，政事与刑法也因此日益混乱。这些举动虽然体现了李豫对佛教的崇敬之心，但也暴露出他对宗教事务过度投入的问题，进而影响了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
此时期的政策选择，反映了唐代宗试图通过宗教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愿望，然而过度的宗教信仰支持最终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使得国家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于非生产性建设方面，从而影响了实际的行政效率和社会发展。
突然患病离世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初二，唐代宗李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已经无法上朝理政。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为了确保朝政的连续性和稳定，五月二十一日（即6月10日），李豫正式任命太子李适为监国，赋予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天夜间，李豫在长安的大明宫紫宸内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同年八月，群臣为李豫上谥号“睿文孝武皇帝”，庙号定为“代宗”。原本应使用“世宗”作为庙号，但为了避免与唐太宗李世民名讳中的“世”字冲突，故改为“代宗”。十月，唐代宗李豫被葬于元陵。十二月，其神主牌位被迎入太庙，完成了祔庙之礼，这不仅是对逝去君主的崇高敬意，也象征着新帝李适正式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
有关李豫的一些逸事
天赋异禀
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是关于他对音乐的喜爱。据说唐代宗非常喜欢音乐，尤其是羯鼓。有一次，他听到一位名叫李龟年的乐师演奏羯鼓，被深深打动，便邀请李龟年入宫教授自己羯鼓技艺。由于唐代宗勤奋练习，技艺大进，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赞他说：“不是李龟年教得好，而是陛下天赋异禀。”
收揽人心
在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两次勾引外敌入侵，成为唐廷重大隐患的情况下，李豫展现出宽容胸怀。尽管仆固怀恩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了唐朝的安全，但在其叛乱期间，李豫始终未以“反叛”之名加诸于他。相反，展示出对旧臣的宽厚与体恤。当仆固怀恩的母亲被迎回后，李豫不仅亲自下令厚加抚恤，还确保她能够在安逸中颐养天年。听到仆固怀恩暴毙的消息时，李豫表现出深深的哀怜之情，对侍从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这句话不仅是对仆固怀恩个人命运的惋惜，更是对其因身边人误导而走上歧途的理解与同情。李豫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仆固怀恩本心忠诚的认可，同时也减轻了其叛乱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回纥的关系，并表达对仆固怀恩家族的重视，李豫后来册封仆固怀恩的幼女为崇徽公主，并嫁予回纥牟羽可汗。李豫对仆固怀恩的处理方式，展现了他作为君主的宽广胸襟和政治远见。他深知，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收揽人心、化解矛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通过这些具体行动，李豫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也为唐朝后续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与郭子仪君臣间的微妙关系
为了笼络重臣郭子仪，唐代宗李豫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使君臣之间结为儿女亲家。这一联姻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信任，也为朝廷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段婚姻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小两口闹别扭，升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言语中带着几分傲慢羞辱了郭暧。郭暧一时气愤，脱口而出：“你倚仗你的父亲是天子吗？我父还不愿为天子！”这句话触动了升平公主的敏感神经，她立刻入宫向父亲李豫告状。
面对女儿的抱怨，李豫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这是你不知道了。确实如此，假使他要做皇帝，天下难道还是你家所有吗？” 这番话既表达了对郭子仪的高度信任，也展现了他对权力更迭的深刻理解。李豫深知，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郭子仪不仅是国家的柱石，更是维系政权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郭子仪闻讯后，深感事态严重，急忙将儿子郭暧关了起来，并亲自入宫请罪。但李豫反而安慰他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间的事情，哪里值得听呢！”李豫的这番话，既体现了他对郭子仪的宽容与理解，也显示了他处理家庭琐事时的智慧与大度。尽管得到了皇帝的宽慰，郭子仪回到府邸后，仍然严厉责罚了郭暧，以示对皇室的尊重和对自己家族行为的约束。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一出着名的戏剧《醉打金枝》，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剧目。它不仅反映了唐代宗李豫与郭子仪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也展示了那个时代君臣之间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智慧。
此外，还有传说唐代宗李豫喜欢微服私访，到下层了解民间疾苦。不过这类故事的真实性难以考证，更多地可能是后世对于理想君主的一种想象或美化吧。
历史评价
唐玄宗李隆基曾对幼年的李豫寄予厚望，称他“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
苏鹗评价说，李豫自幼便展现出宽厚仁德，深得玄宗喜爱。这种天生的宽厚性格，在其即位后得到了充分展现。即位之初，将大量政务委托给宰相处理。然而，元载的专权使得国家制度逐渐败坏，官场风气日益腐败。若非通过贿赂或走左道旁门，几乎无法在朝廷中立足。常衮继任宰相后，虽然杜绝了贿赂之风，但他性格孤僻、独断专行，用人唯亲，导致官员升降失当，京师民间流传：“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而愚者贤。”
孙之翰评价说，代宗虽非英睿之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他的宽厚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容忍宰相擅权方面，显示出宽厚可能带来的弊端。此外，肃宗和代宗过度宠信宦官，对待将帅不够周全，导致像怀恩这样的将领心生二志，河北地区也因此不再完全受中央控制。
陈光崇主编《中国通史》中对唐代宗的评价:唐代宗李豫早年曾积极参与平叛战争，成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都。即位后，他继续致力于平定安史之乱，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然而，在处理战后事务时，由于决策失误，任用了安、史旧将分帅河北，加之国力不足以彻底平定跋扈的藩镇势力，导致对这些地方割据势力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姑息政策。这种做法无意中促成了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卢龙）独立割据的局面，为日后唐朝中央权威的削弱埋下了隐患。
尽管如此，唐代宗在对待宦官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平衡能力。虽然他对部分宦官优宠有加，但也能果断惩治作恶多端的大宦官，避免了严重的宦官之祸爆发。这表明他在处理复杂的政治局势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决断力。唐代宗在位十八年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国家面临诸多挑战。然而，正是因为他能够信任并重用如刘晏与郭子仪这样的贤能之臣，才得以艰难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刘晏通过改革财赋制度，确保了国家财政的基本稳定；而郭子仪则凭借其军事才能，多次抵御外敌入侵，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两位大臣的努力对于支撑动荡时期的唐朝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