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法家在经济上表现为“重利”、“弱民”和“抑商”这三个方面。“重利”决定了法家会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弱民”决定了法家治国目的是“国强”，而不是“民富”；“抑商”则决定了法家会强制干预经济、垄断关键产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给大家梳理完，大家就能明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和儒家有些出入，因为儒术是结合了儒家和法家为主，吸取了对于有利于统治为基础的老思想和举措。
通过上面对儒家以及法家经济思想的分析，我们简单概括一下。
总的来看，儒家的经济观是放任的、自由的，是直接把经济交给商人、交给市场的，最终要达成的目的是“民富”；
而法家的经济观则是干预的、管控的，通过垄断、抑商、弱民的方式控制关键资源，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国强”。
接下来再回归题目，基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观，历代统治者为什么会选择“外儒内法”？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物，正是他开启了“外儒内法”的模式，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盛世，叫作“文景之治”，当时采取的经济政策是比儒家更放任、更自由的“无为”政策，一度给大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看问题是需要辩证的，大量财富的背后其实有着更致命的隐患。
其一，“与民休息、轻徭薄税”的“富民政策”，对大部分农民来说是雨露阳光，但是却大大助长了豪强的势力，因为地主豪强的土地最多，轻徭薄税下，他们获利也是最多的；
其二，国家把盐、铁等关键资源放任给了百姓，结果却让富商巨贾们“弛山泽之禁”，谋取了巨大的利益；
其三，在当时郡国并行制的情况下，掌握关键经济资源的诸侯国和豪强富商们勾结在一起，甚至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已然成为了独立于汉朝之外的王国。
诸侯国、地主豪强、富商巨贾，这三股势力都是在“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下滋生起来的，他们互相勾结、对抗政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已然岌岌可危。而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爆发了七王之乱，大汉朝一度分崩离析。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之后，岂能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于是他采取了桑弘羊等人的意见，对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1、盐铁专营
汉武帝一改文景时期的放任政策，立马把盐、铁、酒等关键资源收了回来，由国家直接管控；
2、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
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既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又稳定了流民；
移民屯垦，即迁移大量的军民到边境进行屯戍，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的任务，既安置了流民、稳定了边疆，又减少了军费开支、巩固了边防。
这两条改革，均是以法家重农的思想出发而实施的。
3、平准和均输
平准法，即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均输法，凡郡国的朝贡，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土特产品，上交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再高价出售。
平准和均输旨在由国家控制商场价格，防止富商巨贾赚取差价，谋取暴利，其实是一种法家思想下的“抑商”政策
4、算缗告缗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按比例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对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兼具保障算缗和剥夺商贾的特殊意义。
如果说平准和均输是变相的抑制商贾，那么算缗告缗就是赤裸裸地剥夺了，在民间工商阶层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家大饱，于是汉武帝便有了更多的钱粮去建功立业了。
通过上述的经济改革，地主豪强被打击了、巨商富贾被压制了，社会资源牢牢地被掌控在了汉武帝一个人的手里，一个君主极度专制、中央极度集权的大汉帝国就这样成型了。
总结一下文景之治的隐患以及汉武帝的经济改革，其实我们抽丝剥茧就能得出，放任自由的经济制度是非常不利于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而强管控、强干预则是专制和集权的绝对利器。
而对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大一统王朝来说，专制和集权是永远的主题，整部中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历史，所以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封建统治者只能选择对经济上的绝对管控和强制干预，而同时，为了不暴露出其秦始皇法家的本色，只能借以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建设，在思想上达到统一，形成束缚。
自汉武帝起，“外儒内法”一直在中国古代被实施了两千多年，历代统治者通过对法家思想的实施，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确实实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但是同时，也给历朝历代的百姓们带来了压迫和剥削，最终受苦的还是劳苦大众。
而覆盖在法家表面上的儒家思想，虽然形式上主仁义、重道德，但是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束缚，使得劳苦大众在被法家思想剥削的时候一度忘记了抵抗。
两千多年来的思想上面的束缚，对后世的历史走向也是具有重大的影响的。大家可以自行去理解和学习，外儒内法照成的影响。
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