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借他人之口提出：民以食为天。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食物在生命需要要素中排第一位。
什么是食物？简而言之就两类：谷、麦、粟、黍等植物果实；猪、羊、马、牛等动物身体。
前者主要来自农耕民族，后者在游牧民族里是主流。
这两类食物来源都有一个共同先决条件：土地。
农耕民族在土地上耕作、收获、繁衍；游牧民族在草场里放牧、生息。
所以，自古以来，土地政策是国家政策的基础和根本。
东汉时期，人口最高峰时是6500万人。
而经过东汉末年动乱、魏蜀吴三国征战，人口数减至1600万人。
这也就意味着大量土地荒芜，成为无主土地。
北方游牧民族杀到中原，建立政权时，他们的将士是没有工资奖金的，连马匹、武器、粮食都得自备。
将士的收成全部来自于抢掠分配。
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也不例外。
他们的军队自由屠杀，抢掠浮财，掳获俘虏；把攻占的城池，按照传统规则分配给本族人。
这个时候，一流世家几乎跑光了，留在北方的二流士族为了保护自家不受劫掠，纷纷建立坞堡。
也就是将自家院子修建成巨大四合院，四面院屋大门统一朝向中央天井，背天井那面没有门，只开小窗，用来放箭或以长枪长戟挑刺杀敌。
坞堡农人日常坚壁清野、外出劳作。外军来袭时，全部躲进坞堡，拿起武器拒敌。
外族攻入中原后，南迁一流世家空出来的土地，大多数被这些坞堡主人霸占。
他们手头没有地契，但实际掌控着大量无主土地，招募流民种地。
因为修筑坞堡是普遍现象，坞堡主人及其庇护的人口基数巨大，外侵民族若是打算抢一把就走，那就犯不着啃坞堡这种难啃骨头，在坞堡耗费战力、时间，不如去抢容易攻打的对象；
外侵民族若是有长远打算，准备建国立统，那更不该针对坞堡，对他们过度使用武力。
因为，他们是社会中间阶层，对组成国家、发展经济很重要。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很长时间都无法从这些土地上获得利益。
北魏立国时间既久，也和历史上各朝各代一样，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影响国家税收，也给社会埋下了动乱种子。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冯太后推行三长制的同时，也让孙儿皇帝发出诏书，集思广益，征求解决土地难题的国策。
这时，一个名叫李安世的臣子上奏提出了“均田策”。
均田策的主要内容是：
1.利用三长制的架构和官吏，开展清理坞堡地主土地。
具体办法是：坞堡地主的实控土地，有前朝契书的，承认其所有权，换发新朝地契；拿不出地契的土地，一律收归朝廷。
朝廷将收回的无主土地，分为露田、桑田、麻田、宅田，按照一定标准分给农户。
农人年满15岁，不分男女都可授予露田。丁男40亩、丁女20亩；
传统种麻的地方，另分麻田男10亩\/女5亩。
种桑养蚕区域，按20亩桑田\/男丁另外授予桑田。
奴、婢也可以享受分得均田。数量与自由农户相当。
有耕牛的农户，按30亩\/头牛标准，额外分给土地。一户限120亩牛田。即：无论养多少头牛，最多按四头牛分受牛田。
每家农户，分宅田3亩。
农户所受露田、麻田，不许买卖，死后归还朝廷。
所受桑田、宅田，成为私产，可以买卖、赠送、继承。
所有得到国授露田、桑田、麻田的农户，按照“十税一”标准，缴纳赋税。
（同时期的南朝齐国，国授田地赋税标准是十税五。）
李安世提出的“均田制”，既包含了“私有土地（财产）”成分，也含“国土私租”概念。具有划时代意义。
因为，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改革，其前提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土地，全是国王（皇帝）的财产；官员，都是国王（皇帝）的奴才。
这时候的国号是“太和”，因此李安世提出的均田策，经冯太后掌控的魏国颁布、推行，被称为“太和均田令”。
太和均田令，是中国以法律形式保护私有财产的尝试。
不过，因为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最有利，成为历朝历代治国圭臬，“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永远也没有上升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
儒家思想提倡：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连命都不是自己的，更遑论私有财产了。
所以，《竹书纪年》记载的古代历史真相是：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但正统史官、民间史家都属儒教，他们所着书立说都试图证明：天下社稷，有德者居之。有德伐无道，不可谓弑君。
按照儒家逻辑，不难得到推论：天下都是君王的。而君王无道时，有德者可伐之。
——那么，政权随时可能被颠覆，江山随时可能被篡夺。
因为判断有德还是无德的标准，掌握在手执屠刀、战至最后的胜利者手里。
在这样的思想、理论闭环里，天下永不得安宁，私有财产也就永远没有保障了。
冯太后这位伟大女子，首次肯定、推行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思想，也颁布了相应法律制度。
可惜后世的君主并不接受这点。他们更赞成自己可随心所欲、支配天下财物的制度。
土地难题，也就成为历朝历代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