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编辑生动的阐述道:“在《明朝那些事儿》缓缓落下帷幕之时,作者以一种近乎诗意的笔触,将徐霞客引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不仅是对一位旅行家的追忆,更是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份寄托与向往。
徐霞客,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名字。
他的一生似乎都在与山川湖海对话,与风雨云雾共舞。
在那个纷扰复杂的明朝末年,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心灵感悟自然。
这份超脱与洒脱,不正是作者所渴望的吗?
或许,在作者的心中,徐霞客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他代表着对自由的渴望,对未知的探索,以及对内心宁静的追求。
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我们何尝不需要一份这样的勇气与决心,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于是,当《明朝那些事儿》以徐霞客的故事作为终点,我们仿佛看到了作者心中的那份宁静与释然。
他告诉我们,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比如对美好的追求,比如对自由的向往。
而徐霞客,正是这份追求与向往的最好诠释。”
林婉儿由衷道:“李老师!你说的太好了!”
高传龙向往道:“是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走自己的路,追寻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李编辑感慨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不过!”高传龙缓缓道,“李编辑,有个问题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李编辑扶了扶眼镜,道:“但说无妨啊!”
高传龙幽幽道:“当年明月写完《明朝那些事儿》后,再没有新的作品出现,至今快二十年了。难道说他江郎才尽呢?”
李编辑沉思了一会儿,叹息道:“确实有这种说法。对于他的人生来说,作为官员一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属于成功的人生;但是作为作家来说,江郎才尽就是他的至暗时刻了。”
高传龙猜测道:“从《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局来看,当年明月应该不是疯了,只是有点抑郁而已,属于正常的治疗。最近曝出的一些事情应该都是捕风捉影而已。”
李编辑沉默了。
高传龙继续道:“有人觉得,因为《明朝那些事儿》让当年明月赚得盆满钵满,手握千万版税,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没必要再辛苦写作了。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他写作仅仅是为了钱吗?我认为不然。
回想起2006年,那时作者还只是一名普通科员。
出于对历史单纯的热爱,他开始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板块发帖,分享自己对明朝历史的见解。
他并没有想过要成为网红,更没有想过要一夜暴富,只是希望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帖子迅速走红,点击率直线飙升。
后来,这部近百万字的连载作品宣告完结,并在连载的过程中被集结成书,一共出版了七册。
就这样,作者凭借《明朝那些事儿》一战成名,不仅跃居中国作家富豪榜,还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在此之前,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默默耕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否受到欢迎,能否带来财富。
支撑他写下去的,不是名和利,而是对历史深深的热爱。
李编辑你刚才说了,作者从五岁那年央求父亲买《上下五千年》开始,他就对历史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中学前,这本书已经被他翻阅了十几遍。
到了大学,他依然保持着对阅读的热爱,即使显得有些不合群,也总是把业余时间用来读书。
对于真正热爱文字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表达。
即使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那种想要通过文字来传递思想、表达情感的欲望仍然强烈。
作者并不是一个只看重经济利益的人。
否则,凭借他庞大的粉丝基础,随便写点什么东西或者做点课程,都能轻松获得巨大的收益。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或许,他现在已经很难再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了表达的欲望,而是可能遇到了创作的瓶颈,难以再产出自己认可的文字。
这大概是所有天才都会面临的至暗时刻,江郎才尽并非虚构,而是文学创作中常有的现象。
另外,我并不认为一个文人能够轻松胜任官员的角色。
同样,一个长期沉浸在官场中的人,也很难再写出那种通透、睿智、能够洞穿历史周期的文字。
所以,即使作者现在还想写,也可能已经写不出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李编辑,我分析的对吗?”
林婉儿和李编辑都认真倾听高传龙的高谈阔论。
林婉儿赞道:“老高!讲得真好啊!”
李编辑坦诚道:“高先生!你所说不无道理啊!
想必当年明月心里头还是痒痒的,想继续写呢。
2011年底,他还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那一年他挺忙的,新书写了三稿,但总觉得还能改进,所以一直在打磨。
有人猜他是被上一本书的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名气太大,负担太重。
可他自己却说,其实没啥压力,超越前作嘛,想想就算了。
他真正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别给自己丢脸’。
就抱着这个念头,他很知足,所以书还在改。
可惜,这本新书我们至今还没见着。
‘别丢脸’听起来要求不高,但丢不丢脸,终究还是作者自己说了算。
想想那些天才作家,一旦写不出巅峰时期的作品,那压力,那痛苦,咱们外人哪能全懂。
就说曹禺吧,也是年纪轻轻就大红大紫。
23岁那年,他写出了话剧《雷雨》,剧情紧张刺激,语言意味深长,人物活灵活现,被誉为‘我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话剧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后来他又创作了《日出》、《原野》等佳作,但都没能超过《雷雨》。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北京文联主席等职务,可再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到了晚年,这事儿成了他的心病,痛苦得不行。
他女儿在回忆录里提到,从她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总是很痛苦,痛苦得都成了一种性格。
为啥痛苦?就因为写不出话剧了。
他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拉着女儿的手说:‘我得写个大作再死,不然我不甘心。’
有时候还扒着窗台想往下跳,嘴里念叨:‘我真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想一死百了。’
有趣的是,曹禺和当年明月一样,代表作几乎都是30岁前搞定的。
之后的50年,他就活在再也写不出的阴影里,那叫一个煎熬。”
李编辑说完,气氛变得有些伤感起来。
三人一时都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