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你难得在家，最近没有出去打官司？”谷碧青问家里的情况。
谷宣宗回话道：“明天就要到武汉去帮人家打官司，接手的是一个无人敢接案子，武汉法院让我去帮被告人做代理律师，迫于面子我就接了。”
“是什么类型的案子，被告人是什么身份，还非得要你去帮他辩护。”
“是一起刑事案件，被告是三年前从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原告是他的岳父，起诉书上写得是这个教官杀妻，一审已经定案，死刑。”
“有没有胜诉的把握？杀人犯罪不好辩护，弄得不好要引起民愤的。”
谷宣宗说道：“我刚接手的时候，还真不愿意接这个案子，迫于武汉法院的面子，我才接手的，但经过我的分析，其中有疑点，而且有反案的可能，再次开庭还有些时日，我需要进一步地核实。要不要让淑兰来接电话，她正好从宁波回来。”
“不用，昨天我已经跟她通过电话了，我过几天也要去武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你了，我们在武汉见个面。”谷碧青问道。
一个星期后，谷宣宗在武汉法院为杀人犯辩护。
经过法庭原告与被告双方的争议，及代理律师的辩护，法官宣布休庭。
法官一宣布休庭，谷宣宗便合起案卷，微笑地向法官点头表意感谢，然后走到对方的律师席，与对方的律师握手道别。
这起刑事案件，经过一番的唇枪舌剑，谷宣宗把有力的证据一一提出。
这起案件，本来是一桩比较简单的经济纠纷案件，但随着案情的变化，发展成为一桩刑事杀人案。
谷宣宗的委托人一审已经败诉，一审时，谷宣宗不是他的代理律师，受委托审阅案卷后，谷宣宗发现了其中的疑点，很快抓住案件的要害，认为只要提供有效的证据，此杀人的死刑案肯定能反案。
谷宣宗的委托人是武汉一家实体企业的老板，三年前从保定军官学校退役后，就从他父亲手上接过了这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口碑也不错。
武汉另一家企业濒临破产，其老板想翻身谋取暴利，逼着实体企业老板的会计，拿出了印章，在伪造的收货单据上签字盖章，数额是一百万元。
实体企业的会计是他妻子，管着企业的印章。没过多久，这家濒临破产企业，就向谷宣宗的委托人要求付款，出纳就问起老板要不要付这笔钱。
老板没有收到这批货，肯定不会同意付这笔钱。
那濒临破产的老板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证据上有他的印章和签字，法院判定他必须在期限内付款。
想不到，没过多久，这个会计被杀在自己的家里，指证是他所杀。
这个会计是濒临破产企业老板的妻子，在他企业里做会计，平时所有的签字和印章都是由会计代理保管的。
杀人命案一审已经定案，判定他杀人，死刑。
然而，他自己在一审时也供认不讳，是自己因怒而杀人，因议事厅有异议，就请谷宣宗代理此案的律师，力求进一步规范。
谷宣宗的委托人叫郑伟，接受法院委托，见到郑伟时，一点也不配合，一句话也不说。经过谷宣宗再三强调，他并不是杀人真凶，这才点头。
这是一起没费多少功夫就能侦破的奸情杀人案，死者是郑伟企业里的会计，二十八岁，与案犯郑伟是中学同学，案犯郑伟三十岁，有妇之夫。
死者的丈夫在案发当天到江阴出差。
死者身上有案犯的精液，凶器上有案犯的指纹，门窗完好，有证人看见案犯在傍晚六点半进死者家，另一个证人看见案犯深夜一点钟过离开。
法医鉴定死者死亡的时间恰好是一点左右，另外，案犯郑伟企业里有人听到他与死者通电话曾说：“不听话就杀了你”
郑伟被捕后就认罪服法。
重新开庭前一天，谷碧青赶到了武汉，但他并非是来听叔叔辩护，经华老大提议，武汉有一个刚刚从德国回来的武官，见面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德国回来的武官正在为郑伟的事到处奔波，案犯郑伟曾经在德国深造过，是他的学生。
谷碧青到了武汉，没有直接去找武馆，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叔叔了，一到了武汉就来叔叔住的旅馆，坐在餐厅里一起用餐。
谷碧青听叔叔说到武汉是来打一场无人敢接的官司，就问了起来。
谷宣宗就把案子整个过程和他调查的情况一一展开了开来。
谷碧青问道：“作案动机是什么？”
“警察根据旁证认定死者想结束奸情，案犯一怒之下就行凶了。”
“案犯郑伟是怎么说的？”
“认罪后至今一言不发，我见过他几次，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的？”
“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死者是在床上被菜刀砍死的，共有三刀，都砍在头部，凶器丢在了床下，案犯郑伟作案后，离开时锁上了门，第二天死者的丈夫就回来了。”谷宣宗说道。
“什么时候开庭？”
“明天下午。”
“时间很紧张，你准备怎么进行辩护？”
“辩护并不是很难，关键是案犯郑伟不配合，郑伟一心想死。”
“能说给我听听吗？”
谷宣宗说道：“这个案子有个疑点，也是个破绽，就是杀人的动机，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对于每个普通人都是心理承受到了极致，无缘无故不会去杀人，除非心理太不正常了。此案认定案犯因女方欲中止不正常关系而行凶，唯一的旁证就是通话时的“不听话就杀了你”，这句话是不是威胁很难说清楚，如果写在纸上的文字就换了味道，如果嘴巴上说说，可能是一句调情的话。”
“单凭这一句话就能定罪了，法官是不是太草率了。”谷碧青说道。
“我还有疑点，案犯在死者房间里一起呆了五个多小时，现场一点搏斗的痕迹也没有，唯一可以证明案犯一怒之下击向死者头上的三刀，而案犯的供词十分简单，被捕后一直保持沉默，仅仅承认人是他杀的，并没有说清楚行凶的原因及行凶过程，很难想像，案犯与死者共处五个多小时，平静地到厨房里拿了菜刀，回到卧室里向死者的头上砍去。从现有的材料看，警察把案子办得太粗糙了，所以武汉法院请我来为案犯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