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1469年，达·伽马出生于葡萄牙一个名望显赫的贵族家庭，其父是一名出色的航海探险家，曾受命于国王若昂二世的派遣从事过开辟通往亚洲海路的探险活动，几经挫折，宏大的抱负竟未如愿所偿即去世了。为此，达·伽马青少年时代就受过航海训练。
二、首次航海
1492年，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西欧，引发了各国对海上霸权的激烈竞争。面对西班牙的崛起，葡萄牙王室决心加快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活动，以保持其在航海领域的领先地位。尽管葡萄牙国内的一些贵族对继续向东寻找印度持怀疑态度，但新任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坚定地支持这一计划。他决定使用较小的船只进行探险，并得到了国内工商业阶层的大力支持。
1497年7月8日，瓦斯科·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率领四艘小型船只，共计140多名水手，从首都里斯本启航，踏上了探索通往印度的航程。这四艘船分别是圣加布里埃尔号（S?o Gabriel）、圣拉斐尔号（S?o Rafael）（由他的兄弟保罗·达·伽马率领）、贝里奥号（berrio）和另一艘不知名的补给船。曾经为葡萄牙发现好望角的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也率领一支小船队为达·伽马的船队护航，一直护送他们抵达葡萄牙在西非海岸的殖民地堡垒。
达·伽马的船队沿着10年前迪亚士发现的航路，迂回曲折地驶向东方。在航行了近4个月，跨越了4500多海里后，船队来到了与好望角毗邻的圣赫勒章湾，看到了一片陆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可怕暴风，水手们纷纷要求返回里斯本，但达·伽马坚持继续前进，声称不找到印度决不罢休。圣诞节前夕，船队终于绕过了好望角，驶入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
1497年12月16日，达·伽马的船队通过了鱼河，进入了欧洲航海记录上仍是空白的水域——东非沿岸。达·伽马将这片新发现的区域命名为“纳塔尔”（Natal），意为“新生”，以纪念即将到来的圣诞节。1498年1月，船队抵达了东非的莫桑比克海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史可查的大西洋直接至印度洋的深度航行。船队逆着强大的莫桑比克海流北上，巡回于非洲中部赞比西河河口。3月底，达·伽马的船队在消耗了大量补给品后，按照惯例凿沉了伴随航行的补给船，仅以三艘船只轻装前行。
4月1日，船队来到了东非沿岸的重要港口蒙巴萨。城里的穆斯林居民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船只毫无了解，当他们发现这些神秘的来客居然是基督教徒后，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由于达·伽马深知自己有重任在身且兵力单薄，不敢在蒙巴萨恋战，便在摆脱了临时聚集的穆斯林船只后，继续向北航行，于4月14日转入了蒙巴萨的竞争对手城市马林迪。当地的统治者虽然也是穆斯林，但出于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与葡萄牙人表示友好。马林迪的统治者不仅允许达·伽马在自己的城市建立用于贸易和支持航海的小型要塞，还为达·伽马奉上了一位资深领航员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这位出生于阿拉伯半岛阿曼地区的导航员是当时着名的航海学专家，由他编着的有关西印度洋方面的航海指南至今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在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的带领下，葡萄牙船队于4月24日从马林迪启航，利用印度洋海上每年上半年特有的西南季风，直扑印度海岸。终于在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的船队抵达了印度西南海岸最强大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这是中世纪以来，西欧人的船只第一次航行到这片神秘的土地。卡利卡特的港口在一片惊讶中迎接了登岸的葡萄牙开拓者。印度当地更为多元的宗教文化和复杂的贸易活动，让卡利卡特人在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蒙巴萨居民的那种强烈敌意。
在卡利卡特停留的三个月里，达·伽马的小型远征部队一直致力于寻求贸易机会和进一步打探印度地区的情报。然而，这段时间并不顺利。虽然卡利卡特的扎莫林国的土着居民和国王都是印度教徒，但这里的贸易大部分已被穆斯林商人垄断。穆斯林商人阶层出于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轻易地挑拨了扎莫林与达·伽马一行人的关系。结果，葡萄牙人开始受到严格的监视和控制，甚至不被允许开船回国，部分登岸的使团成员被当局扣留。
一筹莫展的达·伽马不愿轻启战端，但他很快找到了对策。当几位印度教贵族上船尝试贸易时，达·伽马果断下令将他们扣留，并作出要拔锚起航的姿态。扎莫林见状，立即用之前扣押的葡萄牙人交换了这些重要人质，并允许葡萄牙船队立即起航离开。临行前，达·伽马收到了扎莫林写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件，表示只要能得到金、银、珊瑚和红布，愿意建立贸易关系。这封简短而刻板的信件，让达·伽马一行人备受鼓舞。
1498年8月29日，达·伽马在留下少数几名联络人在当地建立他们在印度地区的第一个商站后，带着船队匆匆起航回国。在经过卡利卡特的北方邻居坎纳诺尔时，葡萄牙人终于在当地进行了友好的贸易，获得了香料、肉桂和五六个印度奴隶。当地统治者对葡萄牙的态度与马林迪对蒙巴萨的怨恨基本一致，毕竟，同一联盟或阵营下的对手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返航途中，达·伽马的船队遭遇了诸多不幸，许多水手在途中死于疾病，其中包括他的弟弟保罗·达·伽马。最终，只有两艘船成功返回葡萄牙。1499年7月10日，“贝里奥”号率先回到葡萄牙，而达·伽马的旗舰则在9月9日才抵达里斯本。生还的水手仅有开航时水手总数的一半。尽管损失惨重，但达·伽马的首次印度航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因此受到了丰厚的奖励，成为了一位富商，并被赐尊称为“印度洋上的海军上将”。
三、利益与瓦解
达·伽马在1498年的成功远航印度，极大地激发了葡萄牙国内对远航印度的热情。1500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决定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以巩固和扩大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这支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率领的远征部队共有13艘船只，比达·伽马之前的探索舰队强大了许多。有了这样强大的舰队支持，卡布拉尔在与印度港口城市的交涉中显得更加自信和果断。
卡布拉尔的舰队首先抵达了东非的莫桑比克，然后继续向东航行，最终在1500年5月13日到达了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与达·伽马不同的是，卡布拉尔的舰队规模更大，装备更精良，因此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涉中更加主动。然而，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商人并不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作，他们联手抵制葡萄牙人的到来，甚至收买了当地的印度商贩，让他们谎称手中没有香料存货。
面对这种抵制，卡布拉尔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下令突袭了一艘停泊在港口的阿拉伯帆船，并在船上搜出了大量印度人此前声称没有的香料。这一行动激怒了当地的穆斯林和印度人，导致数千人对陆地上的葡萄牙人发起了攻击。卡布拉尔派出的70人商团在众人的围攻中损失了50人。面对这种局面，卡布拉尔忍无可忍，立即下令舰队炮轰卡利卡特城，以示报复。
不愿意浪费时间的卡布拉尔在当地寻觅到了同情他们的印度人。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卡布拉尔的舰队向南航行，来到了与卡利卡特有竞争关系的港口城市科钦（cochin）。葡萄牙人在科钦成功地进行了贸易，获得了大量的香料和其他商品。接着，更南边的港口奎隆（quilon）也得知了葡萄牙人的到来，并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卡布拉尔顺势在科钦和奎隆两地建立了两个商站，加上此前就与葡萄牙关系密切的坎那诺尔（cannanore），这三个城市都对卡利卡特的商业霸权感到不满，因此纷纷倒向葡萄牙一方。
葡萄牙人以旧格局破坏者的形象出现，迅速赢得了这些弱势一方的垂青。他们不再担心在印度缺乏停泊港口和贸易对象。1501年，卡布拉尔的舰队终于返回了葡萄牙本土。与他们一同到达里斯本的还有三位大使，他们是科钦、奎隆和坎那诺尔三座城市的外交代表，各自都随身携带了当地统治者给予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信件。这三座城市都是印度洋西南海岸地区的重要贸易港口，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卡利卡特的压制。葡萄牙人的到来让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看到了希望，他们希望通过与葡萄牙的合作，打破卡利卡特的商业垄断，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发展空间。
卡布拉尔的这次远航不仅巩固了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地位，还为未来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葡萄牙通过与这些港口城市的结盟，逐步建立起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为后续的殖民活动铺平了道路。
四、二次远航
1502年2月，瓦斯科·达·伽马再度率领船队开始了第二次印度探险，目的是建立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地位。这次远征的船队规模空前庞大，共有23艘战船，显示了葡萄牙王室对此次行动的高度重视。达·伽马的舰队途经东非的基尔瓦时，他采取了极端手段，背信弃义地将基尔瓦的埃米尔扣押到自己的船上，威胁埃米尔臣服葡萄牙并向葡萄牙国王进贡。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葡萄牙的武力，也暴露了达·伽马的强硬手段。
舰队抵达卡利卡特后，萨摩林继续奉行一贯的不合作态度。达·伽马要求萨摩林赔偿第一次远航时商站及人员的损失，但未能如愿。与第一次登陆时的克制不同，达·伽马这次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下令舰队第二次炮轰卡利卡特城。这次炮轰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物质损失，还进一步恶化了葡萄牙与卡利卡特的关系。
在坎纳诺尔附近的海面上，达·伽马捕获了一艘从麦加驶来的埃及商船“梅丽号”（meri）。船上载有300名乘客，包括妇女和儿童。达·伽马下令将这艘商船上的所有乘客全部烧死，这一事件被称为“米里号事件”。这一残酷的行为不仅展示了葡萄牙人的冷酷无情，也进一步加剧了与穆斯林商人的敌对情绪。
为了削弱和打击阿拉伯商人在印度半岛上的利益，达·伽马下令卡利卡特城的统治者驱逐当地的阿拉伯人。随后，他在附近海域的一次战斗中击溃了阿拉伯船队，进一步巩固了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军事优势。对于萨摩林而言，这次葡萄牙人的远征不仅仅是贸易和勒索，而是对印度洋贸易路线的全面控制。达·伽马在回国后，留下了5艘船在科钦和奎隆，成为近代欧洲人在亚洲地区的第一支常驻舰队。这些战船不仅保护了两个城市的葡萄牙商站，还负责在贸易季节封锁红海，阻止穆斯林商船进入印度洋，从而确保香料贸易被葡萄牙独享。
在整个过程中，军事行动虽然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利益与外交才是达·伽马这样的葡萄牙指挥官的制胜之道。通过与科钦、奎隆和坎那诺尔等城市的结盟，葡萄牙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贸易伙伴，还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海上基地网络，为未来的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
1503年2月，达·伽马满载着从印度西南海岸掠夺来的大量价值昂贵的香料，率领13艘船只返回葡萄牙。同年10月，他安全抵达里斯本。据记载，达·伽马此次航行掠夺而来的香料、丝绸、宝石等，其所得纯利竟超过第二次航行总费用的60倍以上。这次成功的远航不仅为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还进一步巩固了达·伽马在葡萄牙社会中的地位。他用这些财富买下了原先属于布拉干萨（bragan?a）皇室的许多土地，成为葡萄牙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然而，达·伽马在之后的二十年里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这段期间他不受宫廷的欢迎，也没有积极参与印度的事务。葡萄牙皇室更倾向于支持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参与印度事务。直到斐迪南·麦哲伦投靠西班牙后，达·伽马才向国王威胁说他也会效仿麦哲伦，希望国王能让他留在葡萄牙，避免将印度总督的职位落到西班牙手中。
五、因病去世
当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第二次远航印度的使命后，他得到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额外赏赐。1519年12月29日，国王签署了一项皇家法令，封达·伽马为维迪格拉伯爵一世。这项法令不仅授予达·伽马及其子孙许多特权，还使他成为第一个没有王室血统的贵族。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航海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为葡萄牙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表彰。
曼努埃尔一世在1521年去世后，他的儿子若昂三世继位。若昂三世开始重整葡萄牙的海上霸权，达·伽马成为新国王的重要顾问，提供新国王关于海上战略的意见和建议。面对西班牙对摩鹿加群岛的威胁，达·伽马主张将重点放在印度，而不是像曼努埃尔一世那样将重心放在阿拉伯。他认为印度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可以为葡萄牙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当时，葡萄牙在印度的统治者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duarte de menezes）既无能又腐败，引起了多方的不满。若昂三世决定用达·伽马取代梅内塞斯，相信达·伽马的名声和以往的成就能够建立他在葡属印度的权威，并实施新的治理策略。1524年，若昂三世任命达·伽马为印度总督，这是继1505年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之后，第二个享有这一称号的人。达·伽马的第二个儿子埃斯特万（Estêv?o）被任命为印度海军指挥官，取代梅内塞斯的兄弟。此外，若昂三世还答应任命达·伽马的几个儿子先后担任葡萄牙麻六甲舰队的队长。
1524年，达·伽马以“武力至上的问题调停者”的可怕称呼再次前往印度。他派遣了更多军舰到东非和西印度，试图替换当地的无能统治者梅内塞斯，并巩固葡萄牙在这些地区的控制。然而，达·伽马抵达印度果阿后不久，便感染了疟疾。疟疾在当时的印度是一种常见的致命疾病，尤其是对于外来者来说更为危险。尽管达·伽马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好，但疟疾的严重程度还是超过了医疗技术的应对能力。
1524年12月，达·伽马在卡利卡特逝世。他被火化后，遗体被埋葬在印度科钦的圣法兰西斯教堂。达·伽马的去世不仅对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事业造成了影响，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去世使得葡萄牙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海上领导者，但他的遗产和成就将继续激励后来的航海家和探险家。
1539年，达·伽马的遗体被运回葡萄牙，重新安葬在维迪格拉（Vidigueira）。维迪格拉是达·伽马的封地，也是他生前居住的地方。重新安葬的仪式庄严肃穆，体现了葡萄牙王室和人民对这位伟大航海家的尊重和怀念。达·伽马的墓地成为了葡萄牙的一个重要历史遗迹，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历史爱好者的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