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利刃出鞘神州动
蔚蓝的天空上,慵懒的飘着几朵白云,随风飘来荡去,不时的变幻着形状,有微风吹过,淡淡的花香随风游走。
富丽堂皇的总督府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这片不断增加的庞大建筑,如今已经被分成了两片,最核心的一部分,成了秦浩明及其家人的住所,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
而其它部分,如今已经被围墙分隔开来,一处处院落挂上了新的牌子,成为新成立的总督府各个部门的办公场所。
秦浩明将几乎所有的部门,尽可能的集中在一起,这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缩短办事时间。基本符合总督府一直以来的办事风格,简洁而实效。
除了秦浩明想要的效率之外,另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警卫什么的,便由他的亲卫营一股脑的包圆了。
与其他府衙的清闲相比,正月十六的总督府衙门已经和往常时候没什么区别,官吏们进进出出,忙碌不停。
总督府的会议室里,徐鸿轩和胖八爷正在汇报治安司和天地会在春节期间的进展。
“醉红楼服软之后,其他的那些赌坊青楼的东家掌柜,都规规矩矩的在治安司排队等待……
所说的东西倒是千篇一律,无非是自己这几日被什么天上掉石头,家里死人的事情纠缠住,没来得及领经营许可证,真是罪该万死。
现在来了,愿意多花些银子把牌子请回去,求个平安,请治安司应允之类的废话……
挂了经营许可证,末将已经吩咐兄弟们就要保他们平安,今后不许去克扣吃拿,不许去寻衅滋事,反倒要用心维护。
至于没有挂的,那就是小胖天地会的事情了。”
“末将……小的已经调查过,除了那些有背景的大商家,别的商户经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
地痞无赖、当差的差役前往搔扰敲诈,店铺里也要损失,还要耽误正常的生意。
经营许可证收取的数目不比这敲诈勒索损失的多,而且还让人放心做生意,不能说是坏事,而且大生意交的多些,小生意交的少些,也是公道。
秉承秦督的意思,做早点夜食的是辛苦钱,孤儿寡母、身体残疾、岁数偏大……的不许骚扰,不许收费……
其它的根据各家的生意进出数额来定,正常之后,由治安司派出吏目去查各家的账簿,然后根据这个数目收钱……
耍无赖的才是天地会的事情……一句话,天地会就是干脏活累活,不服就干!”
胖八爷粗鲁的话语,惹得听汇报的众人哄然大笑。
“你们别笑,不错,八爷说得好,不服就干!这不仅是对无赖的商户,对背后有势力的更要如此,总督府不要欺软怕硬的怂货。
另外,你们不要觉得现在很顺,事情很容易搞定,本督跟你们说,他们还没有出招呢?
征收商税要是有这么简单,大明这么年中难道就没有明白人?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准备干!”
等众人笑过之后,秦浩明起身,朝总督府的文人武将们严肃说道。
经营许可证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商税,只是变了名目,但不代表大家看不明白,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没有人是只读圣贤的傻子,谁都明白其中意义。
商税一事,之所以这么难,有其历史背景。
明初山西有位巡抚,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
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
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天经地义的。
那时,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的破坏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
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的事迹相提并论。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唯一还有些效力的商税收取,就是自杭州到京师那条大运河上设置的七个税关,船只过税关都要进行货物查验,按照所载货物的价值进行收税。
可这七个税关徇私贪墨极为严重,更别说许多货物都是通过免税免检的漕船来运输,压根收不到什么。
商税税制败坏,形同虚设,前期有前期的原因,到了中后期,却又有大不同,大明南方有远超北方的经济繁荣。
这种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教育程度的提高,江南的富农给子女提供的教育程度,北方往往要中小地主才能做到。
教育程度又决定了科举成绩的好坏,决定了在官场中江南人士的多寡,尽管科举取士有南六北四的硬姓比例,但身在高位的文官大佬,几乎都是南人出身。
高官往往意味着他家里的富贵,即便家里短暂不能富贵,他也需要来自家乡的人脉和财力的支持。
换句话说,大明中上层官员往往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的繁荣富贵,是和工商业分不开的。
或许在初始的时候是依靠土地进行剥削,但真正的增长是在工商业繁盛起来之后,江南大富之家,或许不是大地主,但肯定是大商人和大作坊主。
他们和海上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是商税的税基主体,所以商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收取商税,就是对他们切身利益构成了损害,任何试图进行这个举动的人都被视为敌人,都会面临整个江南士绅阶层的压力。
谁去谈收取商税,谁就是和这个阶层为敌。说是和天下士子为敌,和天下文官为敌,或许牵强了些,但绝不能说是错误。
这也是大明朝廷派出税监、矿监、织造等等内监前往各地,为内库搜刮收取钱财,各地的文官总是前赴后继的进行斗争。
要知道这些敢于斗争的文官并不是什么清廉之辈,他们平日搜刮贪墨的钱财并不比这些宦官们少多少,而且宦官们搜刮的还有些入内库花在公处,而这些文官们搜刮的则是尽入私囊。
可每次有这么出来斗争的一人,全天下无论朝野,舆论肯定是偏向这文臣。
什么铁骨铮铮,风骨凛然的评语纷纷加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此人维护了士绅阶层的利益。
士绅即是官绅,有功名者无需缴纳赋税,土地这一块国家已经无钱可收。
可商税也不能动,否则就是公敌。
一代代的下来,工商地主,江南士绅已经成了在大明帝国身上吸血的怪物和寄生虫,他们越繁荣,可大明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有害。
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内阁首辅张正总是谈天下财赋总有定数,只是清丈土地,改革农业的赋税徭役,而不去触碰油水要丰厚许多的工商业,因为他也不敢与这个阶层为敌。
为什么福州巡抚张肯堂死活不敢跟秦浩明一致,宁可巡抚衙门一分钱不要,也不掺和此事,皆是此理!
所以,秦浩明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州其他衙门现在之所以没有发声反对,甚至让他侵害自己的利益,或许只是等待一个时机。
更或许,是有人想让他入局更深点,如此才有理由、有证据一举干掉他。
当然,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他永远无法彻底掌握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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