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来举手答道：
“我觉得，回应超车的方式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可以加速超过对方，‘教训他一下’，但被教训的人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之前超车了——于是这一行为构成了挑衅。
——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指教’，而且即便接受了，这么做也不太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长期利益。
第二种，也可以选择利用‘非正式’的交通信号，比如竖中指。
或者按澳大利亚目前正流行的做法，向对方竖小指，因为澳大利亚道路交通管理局的一则广告称，超速或野蛮驾驶是一种缺乏自信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如果对方注意到了你的行为，你会感觉自己胜利了，但如果对方又竖起一根中指回敬你呢？
最后，就算我们想对不文明的司机表示不满，信息往往也无法送达。
而我们依然会为此抓狂，但却没人会看到。
回答完毕！”
薛老师微笑着点点头，接着说：
“嗯！回答不错！
卡茨认为，我们在驾驶室里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表演，愤怒地‘上演道德的戏剧’，我们扮演其中蒙冤的受害者和‘复仇的英雄’，但这往往会招致更惨烈的交通事故。
仅仅咒骂对方还不够，我们还会变得愤怒。
‘愤怒的司机成了一名魔术师，’卡茨说，‘被自己的魔法蒙蔽了双眼。’
不知道同学们平常注意过这种情况没有。”
大家纷纷微笑着点头道：
“注意过！是的，是这样子！”
“嗯！很形象！很生动！”
“魔术师，有意思！”
……
薛老师接着说：
“卡茨还指出，作为这出‘道德戏剧’的一部分，为了赋予这次遭遇一个‘新的意义’，我们有时会试图在事后搜集一些关于不文明司机的信息（比如加速凑过去看看他们的长相）；
与此同时在脑海中设想，恶人可能会是谁（比如女性、男性、青少年、老年人、卡车司机、共和党人、‘打电话的傻瓜’，或者，如果都没猜对，那就单纯是‘傻瓜’），最后再给戏剧编造一个合适的结尾。
这就好比道路版的‘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attributionerror）。
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意思是人们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个人的内在特质；
同时，基于“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effect），我们又往往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特殊情境下的无奈之举。
一般的人大概从未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心里嘀咕着‘蠢货司机’。
心理学家认为，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希望更好地掌控当前的复杂局面（比如开车）。
另外，训斥超车的‘蠢货司机’，比全面分析导致这一行为的各种成因要容易得多。
就连对交通方式的选择，似乎也深受基本归因谬误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当骑车人违反交通规则时，汽车司机会认为他们鲁莽且无法无天；
而当汽车司机违反了交通规则时，别的司机则往往认为他们是受环境所迫。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愤怒似乎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身份感——又一个被交通吞没的人类特征。
司机被弱化成一个品牌（最多是个大致的刻板印象），或一串没有名字的车牌号。
我们在这片匿名的海洋中寻找点滴意义：想想看，每当看到和你车型相同的车辆或归属地相同的车牌时，你是不是有种略带惊奇的喜悦？
（一些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待与自己生日相同的人往往更友善。）
一些司机，尤其是米国司机，想通过个性化的车牌来彰显身份，这无疑是徒劳的。
不过，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你真的希望用区区7个字母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吗？
——况且，你为什么想向一群不认识的人证明自己是谁？”
这时，严明理同学举手道：
“薛老师，我觉得吧，米国人似乎热衷于在昂贵的汽车上粘贴廉价车贴。
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子女天资过人，诙谐地告诉人们‘我的另一辆车是保时捷’，或巧妙地暗示自己经常去某地度假（比如MV）。
这种行为似乎只有米国人热衷，很少会有德国人开着贴有诸如‘我是德国人我自豪’此类车贴的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
在任何情况下，在路上向他人昭示自己的身份都会带来诸多问题，因为司机将自己的身份意识转移到了车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薛老师笑着答道：
“按照卡茨的说法，我们成了‘半机器人’。
汽车成了我们的自我。
‘开车时，你将自我意识放大，’卡茨说，‘前方几百码开外的地方有一辆车变更了车道，你立即感觉自己被加塞儿了。他们没有碰到你，也没有碰到你的车，但你得调整方向盘，并且加速、减速，由此，你放大了自我意识。’
我们会说‘别挡我的路’，而不是‘别挡我和我车的路’。
似乎只有司机会受到身份意识的困扰。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乘客很少像你一样被这些事情激怒，一旦发生纠纷，一些喜欢指手画脚的讨厌乘客甚至会说是你不对。
这可能是由于乘客看问题的角度更客观。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身份意识和车绑在一起。
分析司机和乘客在模拟驾驶过程中的大脑活动，研究人员发现二者被激活的神经区域不同，他们实际上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没有乘客的情况下，司机在驾驶速度和保持车距方面更加随意。
仿佛如果没有旁人，就没有任何羞耻感，他们便会委身于汽车。
就像许多其他日常烦恼经常会被写进歌词一样，查莉·莱特（ChelyWright）那首脍炙人口的乡村歌曲《我的越野车保险杠》（TheBumperofMyS.U.V.）就简明扼要地将这一情形展现了出来。
歌曲中的主人公抱怨道，一位‘开小型货车的女士’看见她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车贴，便向她竖起了中指。
‘她自以为明白我的立场她自以为明白我的信仰，’莱特唱道。
就因为越野车上贴了一张米国海军的车贴吗？”
何建国举手回答道：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围绕身份产生的苦恼——主人公苦恼于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妄加定义。
然而，她可能也有些反应过度——除了越野车上的车贴，难道还有其他途径可以了解你的立场和信仰吗？
况且，如果你讨厌被归类，为什么当初要贴这种容易被归类的车贴呢？
在没有任何明显人格特性的情况下，车贴的确传递了许多信息。
回答完毕！”
薛老师说：
“嗯！回答得不错！
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加州黑豹党和警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在实验中，15名受试者在车型和外观各不相同的汽车尾部贴上了醒目的‘黑豹’车贴。
这组人在过去一年里都没有因为违反交规而被处罚，但贴上车贴仅仅两周，他们就被处罚了33次。
有种观点认为，给汽车粘贴明显标记的人或因妨碍交通而被区别对待。
针对此种观点，有人倡议在车牌上打上‘红字’式的特殊标识，比如，俄亥俄州有人建议在车牌上标明性犯罪者的身份，澳大利亚则有人建议使用‘hoons’（恶棍）一词来代表野蛮驾驶的司机。
被冒犯的主人公做了几个假设。
首先，她假定对方因为车贴而向自己竖中指，而实际上可能是对方认为她开车太野蛮。
另外，会不会是因为她开着一辆越野车四处游荡，严重污染环境，将行人和其他司机置于更危险的境地，并且加深了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
其次，歌词中提到‘开小型货车的女士’，并与后来提到的‘私立学校’联系在一起，这其实赋予了小型货车司机一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小型货车司机比越野车司机更精英主义。
这其实说不通，因为越野车通常比小型货车贵。
所以主人公凭主观臆断指责小型货车司机，但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路上的第一印象往往也是唯一印象。
和美剧《干杯酒吧》里的酒吧不同，路上的人互不相识。
匿名性就像一剂特效药，带来了一些古怪的副作用。
一方面，由于我们感觉没人看着我们，或者说没有熟人在看着我们，车内空间便成了自我表达的理想场所。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接受调研的大部分司机都表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希望驾车时长至少达到20分钟。
司机渴望一段独处的‘自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唱歌、享受重回少年时代的感觉、暂时挣脱工作与家庭中的角色限制。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许多人喜欢在车里哭泣（‘边开车边哭泣’）。”
同学们一起惊呼：“啊——？”
薛老师笑眯眯继续道：
“此外，还有一种‘挖鼻孔因素’。
研究人员在车内安置摄像头，以此研究司机行为。
据研究报告显示，司机过不了多久就会‘忘记摄像头的存在’，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挖鼻孔。
另一方面，米国着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的经典情境心理学研究显示，匿名性鼓励了野蛮行为。
1969年，津巴多在一次着名的研究中发现，蒙面的受试人员愿意向他人实施的电击量是未蒙面者的两倍。
一旦没有了人类的身份和人际接触，我们就会表现得残暴。环境变了，我们也变了。
交通中也不例外。
能够调节温度的车内环境代替了面罩。
干脆超了那辆车吧，反正你不认识他，今后也不会再见到他。
干脆加速穿过小区吧，反正你也不住这儿。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一辆车置于十字路口，停在几辆敞篷车前面，并让这辆车在绿灯亮起后故意停着不动，随后测量后方司机多久以后开始鸣笛、鸣笛的次数和每次鸣笛的时长。
研究人员发现，与车篷关闭的车相比，车篷敞开的车鸣笛速度更慢、次数更少、时长更短。
当然，原因可能是敞开车篷的司机情绪本来就比较好，不过研究结果依然表明，匿名性会助长暴力行为。
马路就像网上的匿名聊天室！”
说到这里，薛老师顿了顿。
同学们有些迷惑地说：“为啥呀？怎么马路就像网商上的匿名聊天室呢？”
看到同学们的胃口被吊起了，薛老师继续说：
“我们在聊天室里隐匿自己的身份，对周围人的了解也仅限于他们的网名（在马路上则是车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在网络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心理学家将之称为‘网络松绑效应’（onlinedisinhibitioneffect）。
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开车行驶在路上时也是如此。
在这个公平的平台上，人人平等，个体的自负心理也极大地膨胀了。
只要不犯法，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很不幸，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再愿意遵守社交中惯用的礼仪，因此语言也变得尖刻、粗鲁、简短。
在网络聊天室里，个人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那里的人并不是面对面交流，做出负面评价时也不假思索。
他们完全可以惹恼别人，然后自己下线；在马路上也是一样，他们可以对某人竖起中指，然后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