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脚上的“大泡”现在实在是太多。
自一八五六年开始，在林海丰和郑南的运筹下，在太平天国从政府到人民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共同积极努力下，太平天国充分抓住了那一场曾经席卷西方各列强的经济危机作为契机，为本国现代工业的起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虽然太平天国国家科学院随便拿出的任何一项成果，都会令整个的世界为之而震惊，但是，拥有林海丰和郑南的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却并没有为此陶醉过半分。尽管他们拥有着世界最高端的技术和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即会腾飞，林海丰和郑南很清楚，在这个千百年来已经习惯了刀火耕种的国度里，真正最缺乏的还有些什么。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那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为此，他们不仅未雨绸缪地早就组织派遣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去几个工业强国进行学习和实践，还利用大面积经济危机造成大量技术人员和工人失业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开通通种种的渠道，实施了一系列的“智力进口”大行动。仅一八五七年的这一年间，太平天国政府所招募的来自英、美、法、荷及普鲁士等国的技术人员以及工人的总数，就接近了十万人，遍及钢铁、煤炭、造船、机械制造和加工、纺织等等的各个行业。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政府还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在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铁路、建材、通讯等方面，与美、法等国，甚至包括老冤家英国，都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南宁、广州、福州、杭州、上海、天京（一八五九年正式改称南京）、武汉、天津、沈阳、长春、珲、伯力等第一批的太平天国工业中心城市，初见规模。
当然，面对着经济风暴中那数以万计西方破产倒闭的大小企业，在林海丰和郑南地诱导下，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财大气粗的太平天国政府并没有利令智昏，他们绝不会相中其中的任何一家企业，但是，他们却盯住了这些在大危机冲击下的倒闭破产和行将倒闭破产的企业内的，那些最后不得不只能当成是破烂来卖掉的各式各样地机器和设备。
当杨秀清有一次站在天京的码头，看着那成船成船的“破烂”正日夜不停地卸载地时候，他曾抖了抖身上的袍子，又拧起两道粗眉毛冲着林海丰苦笑，“都说是有钱人总是喜欢天天穿新衣，可咱们好像不是这样吗？”
当然，杨秀清说的这不过是一个笑话。
其实，在林海丰的心里，太平天国政府虽然利用了某些自身的优势，也取得了不少地积累，但是，太平天国这个“有钱人”却不上是什么富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太平天国还很穷，所以，有钱要花在刀刃上，当一个破烂王，未必就做一个一掷千金的富翁更不自在。谁都知道漂亮地新衣服是好看，却未必所有人都知道，新衣服也许不能真正的御寒。
正是由于太平天国政府地这一系列有计划、又高瞻远瞩地积极措施。在一八六五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地完成之后。太平天国政府为国家地工业化建设。打下了初步地坚实基础。
工业开始起步了。而摆在太平天国地领袖们面前地还有一个中国经济地最根本问题。那就是农民地问题。
中国毕竟是个农业为主体地人口大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地自给自足问题。中国地腾飞无就是一种妄言。
为了调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地农民地积极性。太平天国政府开创世界历史地先河。从农民地愿望和实际利益出发。贴近广大中国农民们长期固有地“平均思想”。毫无顾忌地选择了一条把土地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头上地道路。正是依靠了这种“平均分配”地土地改革制度。太平天国政府曾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了广大农民们地生产热情和积极性。
然而。还处在十分落后地生产方式中地中国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不久就暴露出了很多家庭或是缺乏生产技术。或是缺乏生产资料。或是根本就由于劳力不足。从而导致其家庭地独立生产处于困境地种种尴尬局面。
在中国。以一家一户来做为生产单元地小农经济体。早已贯穿了中国地上下几千年。这种小农经济地体制。不仅是司空见惯。而且还一直备受推崇。因为它是中国地先祖们通过了长期地生产和生活实践。所进行地理性选择之后地结果。并在中华经典儒学地倡导下。历经数千年而颠覆不破。
因此，“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和“乡土观念”等等的这些价值观，早已经融入了中国农民的血脉，并被证明了是绝对不可能被轻易替代的东西，这才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真。它不仅真正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中最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还具有着相当强劲的伟大生命力。
农村的社会中，平均主义思想是长期而广泛存在着的均的思想，不仅反映出了中国农民对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更是对每一个时期的现实社会所具有的极度不满的一种补偿心理。
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强权者完全不用通过任何公正的方式和手段，就可以随着朝代和政权一次次的更替，而一次次的完成其对土地所有权的更替。
但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朝代，也无论是摊上了任何的一个政权，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民们，却永远都不会得到土地的真正拥有权。中国有史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之所以总要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等地口号大张旗鼓地做为造反的旗帜高高地举起，也恰恰就充分反映出了中国的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是如何的向往。
到这里，某些一提造反就跟死了爷娘似的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的人士们，大概又要跳出来叫骂上一番了。
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什么狗屁的农民起义，什么“均平”、“均贫富”、“均田”，那不过都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编撰出来地一些用以欺骗无知农民的冠冕堂皇的漂亮口号罢了。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甚至包括其后地太平天国，所谓的农民起义不过就都是争夺个人的私利同时，又在大开历史的倒车而已。
有些更精明的所谓博古之士，更是会掰着指头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些乱民贼党对社会地搅乱，这个朝代不能灭亡，那个朝代还要延续上多少多少年，中国说不定早在几百年前的某个朝代就已经昂首步入了世界地强国之林了。
可谩骂归谩骂，真正要是细论起来，估计眼下的精英人士们哪个也比不上咱们地那些老前辈。先不管他们挑着头起来造反之初就到底心里包含着多少的私欲，至少没有经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这些所谓地“流氓”和“恶棍”们，能够通过他们对广大贫苦农民的了解和认识，仅仅用三两个字，就可以唤起千百万地农民们将手中的农具转尔当作成武器，聚集在他们地身边，共同向着骑在他们头上的老财们宣战。
这样看来，敢于扯旗造反的“流氓”和“恶棍”们才堪称是那一个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精英，毕竟成千上万的农民们还肯于听从他们的“迷惑”。不像如今的“精英”，他们虽然也编企图迷惑农民的口号，但他们得到的却只是农民们的板儿砖和不屑。
林海丰和郑南都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们很清楚，要想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就必须要把各自为战的农民们组织起来，走一条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光明道路。
他们要用农业集体化，来逐步取代那个将中国的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带进了彻底地丧失了社会的公共精神，民族的整体意识，变成了一盘散沙，不仅缺少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信念和决心，还使得中国人丧失了原生的血性，变得极度的贪婪、保守和自私深渊的私有制度。
于是，在太平天国**同盟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然提出来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理论的林海丰和郑南，在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已经在广大农村普遍展开的互助组为基础，制定了要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便为将来对全国的农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铺平道路。
当然，这个时期农民的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仍被保留，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实行的只是按土地入股，由社里统一经营，到了年终，则按社员各人的实际劳动的时间长短和所投入股份的大小再进行分配，给予合适的报酬。
由于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由农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的，所以，其成员一般都是亲戚、邻居、或是平日里来往比较密切的朋友，大家相互联合，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地高涨，农业产量自然也就有了显著的增加。
“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这是发自广大农民内心的声音。
太平天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既符合了农民的愿望，又极大地体现了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的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广大农民的高涨热情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遍地开花，并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太平天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几千年传袭下来的私有制终于开始逐步走向了全面的崩溃。而随着私有制的崩溃，所唤起的是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还有那久违了的民族整体意识的空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