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异时空的明朝后期，日本实行“闭关锁国”，给清朝与朝鲜做了“榜样”，后来又大肆侵略对方。
《神奈川条约》又称《日米和亲条约》，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江户幕府”（德川幕府）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休·卡尔佩斯·佩里缔结的第一个条约，也是历史上日本被迫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西元1853年，在培里率领美国舰队到来的前一年，美国的第十三任“大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就亲笔写信给日本的“德川幕府”，要求其开国并通商。可是，幕府在接到要求后，犹豫了一年的时间也没有动静。
而美国方面也曾一度打消要求日本幕府“开国通商”的注意。可是，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于是在翌年2月13日，派出海军的“准将”马休·培里率，领着众多的军舰直接驶进了日本的“江户湾口”，再次访问日本。
日本则在后来位于“横滨”开港资料馆所在地方，设置“招待所”展开了协商会议 。协议从开始到结束，大约进行了一个月时间，但最终还是缔结了《神奈川条约》，也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在签订条约之后，一些交涉场所就转移到了现如今的静冈县下田市，并且在同年的5月25日时，又厘定了《神奈川条约》的相关细则，据说在缔结的《下田条约》中的相关内容就有13条之多。
之后，培里所带领的舰队也在同年的6月1日从日本下田启程南下，准备归国。此外，在归国途中，美军舰队停留在了琉球，并与琉球国也缔结了“通商条约”。也就是这样，日本在美国武力的威胁下，最终与美方代表签订了《神奈川条约》。这虽然是一份“不平等条约”，但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些“意外”的好处。
《神奈川条约》也被称作是《日米和亲条约》，是在西元1854年的3月31日，由日本“江户幕府”与美国“海军舰队”所缔结的“和亲条约”，主要是由日本方的“全权代表林”复斋与美国方面“全权代表”——“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马休·佩里共同签约。
此条约主要规定，日本必须开放“下田”与“箱馆”这两个港口并与美国通商，此外，还要保证遇难的美国士兵得到安全的保障。这看是简单，其实复杂，因为其中涉及到了缔约国双方之间里里外外的各种操作。
首先，从“德川幕府”统治末期的混乱期再到“明治维新”开头的这一时期，《神奈川条约》不过是日本不可避免的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中的一部。既然“不平等”，就能知其中最得利一方是美国。
其中也不难看出美国方面之目的，因为当时的美国人经常在太平洋进行捕鲸的活动，其中就需要大量燃料。于是，美国就需要离渔场最近的日本来进行燃料补给，谁知燃料费用却被日本人坐地起价提高了。
其实另一方面，美国方面最大的目的，还是食物与淡水的补给。或许是因为日本不愿补给才故意提高价格，但最终却导致了美国方面只能通过武力威胁来达成协议。据说，此条约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船只需要的物资补给地点是在开港后的“下田”、“函馆”二地；第二、要对美国籍的漂流民予以救助和引渡；第三、美国人活动的可能范围是以“下田”为中心的方圆7英里之内、及与以“函馆”为中心的5英里内之范围，并且还规定禁止美国人进入武家、町家的势力范围内；
第四、对于美国人暂时的休息场所，则是设置在“仙寺”、“玉泉寺”，而美国人的坟墓就设置在“玉泉寺”内；第五、美国人禁止从事猎取鸟兽等狩猎活动。以上这些这是《神奈川条约》的大概内容了。
对于日本在西元18世纪中叶时期，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这一事件，虽然对日本来说是“绝对的耻辱”，因是日本有史以来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若从长远的眼光看，对日本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当时日本仍处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后期，其“掌权人”主要是德川家康家族的“幕僚”们，而当时的“倭王”（日本天皇）已名存实亡，并没有多大权力，顶多是以“扶桑神道教”之“教主”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那个时期，日本社会主要还是由“武士”、“大名”、“农民”等不同阶层组成，彼此有着较大贫富差距。
其中，日本的军队也主要是由“德川家康”的家族后人一手掌控。在当时，他们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差不多跟中国清朝时期一样，也都是关起国门来自己玩，不让跟外国做生意，害怕被西方宗教势力渗透。
但是，由于美国派军舰直接入侵了日本领海，使得日本“江户幕府”的幕僚们见到如此武力强大的美国后，立马就怕了起来。于是，“德川幕府”就和美国代表培里签署了《神奈川条约》，还开放了两个港口。
后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欧美列强纷纷跑来日本进行贸易，利用日本“金银比价”过低的先天优势，大量倾销各自的工业产品来换取日本的海量白银，再用白银套取日本黄金，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并陷入绝境。而各地“大名”则趁机鼓动农民暴动，反抗官府。
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是“幕府政权”太软弱无能，于是就联合起来发起“倒幕运动”，让皇权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就这样，倭王（明治天皇）再次掌握大权，从而使日本的经济、军事以及教育科技得到发展。
实际上，这就是《神奈川条约》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故算起来，《神奈川条约》中的“开国条件”，真的要从“收益”上来说，日本方面确实比起美国方面所得多了许多，甚至到了之后的“文明开化”时代，日本方面仍是获利最大的一方。毕竟从此以后，日本就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通过对外扩张来发展民族资本。
总的说来，《神奈川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甚至是亚洲来说，都造成了的很大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对于日本自身来说算是件好事，但对于其亚洲邻国来说，就是一连串噩梦开始。
因为日本人一旦有条件且具备了相应的实力之后，就会在“历史基因”驱使下，向外发动侵略战争以反哺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一点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身上得到了印证，毕竟抢劫才是致富捷径！
再来说说不久后，在日本武力胁迫下，朝鲜被迫与之签订《江华条约》就知道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是怎么样的了？贪婪、残暴、狠辣！《江华条约》用朝鲜语来拼写就是?????，英语为treaty of Ganghwa 或Japan-Korea treaty of 1876。由此可见，此条约的本名为《日朝修好条规》，又称《丙子修好条约》。
此乃日本与朝鲜于西元1876年2月27日（农历丙子年二月初三，条约文本记为2月26日）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江华岛”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被外来势力强行打开了“国门”，并如同其“宗主国”——“满清王朝”一样，正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34年后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做铺垫。
早在西元18世纪——19世纪，正值中国的清朝中后期。朝鲜王朝的统治危机就不断地加深中，因为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鲜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并且在地下传播的欧洲“天主教”飞速发展，由“实学思想演变而来的\"开化思想”亦应运而生，让朝鲜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变化，朝鲜政府也像中国清朝与日本幕府一般，坚持对外“闭关锁国”政策，同时还对内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并镇各地压农民起义，镇压“天主教徒”四处“妖言惑众”和“煽动仇恨”。
到了西元1866年，法国则以朝鲜杀害了法国神父为由，派军舰侵入了“江华岛”，却被朝鲜军队击退，史称“丙寅洋扰”；到了西元1871年，美国军舰也入侵了“江华岛”，不久后也被迫撤兵，史称“辛未洋扰”。
经过两次“洋扰”事件后，朝鲜政府重申“锁国令”，并在朝鲜全国各地竖立起“斥和碑”，使“国门”进一步紧闭。因此，朝鲜也被欧美列强称为“隐士王国”。然而，朝鲜的邻国日本，自从西元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后，也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综合实力迅速提升，迫切需要展示一下自己与生俱来的侵略本性。
由于日本国土狭长，资源短缺，市场狭小，人心浮躁，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尖锐，因此只能通过竭力向外扩张掠夺来资源和财富，才能在短时间内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而最近的邻国朝鲜则首当其冲。
不过，日本自古以来就觊觎朝鲜半岛，早在千余年前的唐朝高宗年间就已出兵侵略过朝鲜了，只不过是被唐军三下五除二就打回了“原形”而已。之后的千年中，日本在明朝和清朝时期都大规模入侵过朝鲜。
明朝后期，日本国内因“萨摩藩”挑起“壬辰倭乱”，而促成“丰臣秀吉”的“幕府”向朝鲜半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再后来，到了清朝后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后，更加渴望用武力向外扩张来掠夺资源与财富，毕竟之前因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日本国内倾销工业品，赚走海量金、银的后果很严重！
因此，日本有不少“维新人士”更是大力鼓吹“征韩论”，企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的原料产地（主要是农产品）和商品倾销市场，进而并吞朝鲜，最后以朝鲜半岛为“跳板”继续侵略中国，待实力强大后征服世界！
朝鲜国门的被迫打开，是侵略朝鲜的必要条件。因此，倭王（明治天皇）登基以后，多次向朝鲜传递国书，要求朝鲜政府与之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但是，因为日本在国书中自称为“大日本”，并有“皇”、“敕”等字样，令作为中国传统藩属国的朝鲜十分气愤，下令所有国书均拒绝受理。如此一来，事情就严重了。
到了西元1873年，日本和朝鲜政局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动。这一年的10月，在倭王（明治天皇）的裁决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失势，而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派”掌权。同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发动了“宫廷政变”，成功排挤了先前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而独自掌握了政权，预示着“温和派”上台执政。
随着两国强硬派都先后下台，朝、日关系也一度转向缓和，使得和平交涉得以迅速推进。但是，朝鲜国内的保守派势力依然强大，他们不仅反对日本国书中的“大日本”、“皇上”之类的字眼，而且还反对日本使臣身着“西装革履”（西式燕尾服、平底黑皮鞋）、理着西式发型（大中分）参加朝鲜宫廷所设“欢迎宴会”。
这对于执政不久且根基未稳的闵妃集团来说却也无可奈何，导致刚有眉目的朝、日交涉又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是矛盾重重，如刚下野的“征韩派”就开始蠢蠢欲动，甚至还挑起叛乱（“佐贺之乱”），而“维新政府”体制内也是派系林立，明争暗斗，让“大久保政权”不得不利用朝鲜问题来转移视线。
这样就能在解决日朝外交悬案时，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明治政府”一贯致力于修正“江户幕府”末期的“不平等条约”，不打算继续让欧美列强来倾销产品和享受特权，而迫使朝鲜签订“近代条约”也有助于此。
正如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评析日本此举的意义：“不仅可以展示它作为一个东方的蒸蒸日上的国家和近代文明的拥护者而提高其声望，还成功获得了士族的好感并成功转移了对于棘手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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