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中、日两国千余年来彼此心存芥蒂，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既有“风水斗法”，也有兵戎相见。
“诸位息怒！”催木匠虽然悬空盘坐吐纳炼气，但却能通过精神力外放来激荡周围的“天地元气”发出同频共振声道：“倭奴可恶，势必灭除。但倭国也有不少实力强大之‘修真者’，须做好万全之策才能前往征讨！”
“噢？国师大人之意是……不宜开战？”、“难道就不能轻言灭倭了？”、“不行！君辱则臣死，必须灭尽倭奴方可解恨！”、“是呀是呀，倭寇屡屡侵扰我大明沿海各地，攻陷州府，劫夺财物，杀掠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嘛，不狠狠往死里打，这倭寇就欺负到咱大明北京城来了！皇上，臣等请求下旨东征！”
这时，文武百官也被“倭国特使”的挑衅行为惹怒，即便是听了催木匠的警告后，依然不以为然，因为文武百官们觉得对方即便有强大的“修真势力”在背后撑腰，但那也是“国师”等“仙家”们的事，与自己等凡夫俗子无关，更何况如今的大明朝上下焕然一新，不仅武备强大，兵强马壮，而且士气正盛，宜开疆拓土。
“呃……既然如此。那就……”崇祯帝朱由检环顾众人后，便与悬空盘坐吐纳炼气的催木匠彼此点头，遂朗声道：“大典继续。先祭祀宗庙，再大宴宾客，后大赦天下！待朝廷准备妥当，便自会发布讨贼檄文！”
就这样，崇祯帝不想让自己的“大婚典礼”变得杀气沉沉，便决定用“大宴宾客”和“大赦天下”来缓解气氛，这反而大受欢迎，因为“坤舆万国”使者们正好有机会一边放开肚皮吃喝，一边尽快领回应得的赏赐。
不过，凡是“有心者”都能从方才的突发事件中察觉到了一丝紧张气息，那便是明朝要准备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如早日离开此是非之地，免得引火烧身，哪里还顾得上欣赏“大明芳华”？
然而，由于《皇明祖训》中有“十五不征之国”的规定，让崇祯帝犹豫过是否要东征日本？毕竟当年元朝世祖忽必烈三次发兵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这便是血淋淋的教训，故有人认为明朝不可能东征日本。
但实际上，在异时空的明朝万历年间，明朝上下就曾掀起过一场“东征日本”的讨论风潮，并且“东征日本”这一战略甚至还得到了明朝高层的肯定，但最后为何还是不了了之？这恐怕有不少历史巧合之因素吧？
在万历十九年（西元1591年），明廷方面得到了大量关于日本扩军的情报。四月，福建人陈申报称：“倭奴造船挑兵，倾国入寇。”紧接着，各种关于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甚至入侵中国的情报雪花般纷沓而至。
到了七月份，这些情报被传入北京，而内阁辅臣许国当即将浙江巡抚常居敬和福建巡抚赵参鲁的奏报转呈于万历皇帝，并请求预备调兵调粮，加强沿海防备，以抵御日本倭寇大军起倾国之兵来袭扰大明朝。
而在此之后，明廷也先后采取了多项备倭措施，如强化东南沿海军备，筹措军费粮草，收集日本情报等措施。在开动东南沿海战争机器的同时，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凡是有识之士都纷纷上奏，讨论各类备倭事项。其中，就不乏“捣巢日本”的先发制人之策，而这类策略也得到了明朝高层尤其是皇帝老子重视。
例如，《明神宗实录》记载，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上书防倭条例：“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喻粤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重加赏赉，尤消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就提到动员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去攻打日本。
来自民间仇俊卿的“治本之策”有记载：“（仇俊卿）死之岁，闻平秀吉（丰臣秀吉）将入寇，犹愤发，贻书浙抚，请如汉横海楼船故事，张中国威，观者状之。”（《天启海盐县图经》）说明百姓关心国事。
如果说以上“捣巢之策”的提出者，还局限于地方官与民间人士，不能代表明廷方面的意见，那么“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征倭敕令”，也许可以说明当时明廷对即将大举入侵朝鲜的日本的态度如何？
据《宣祖实录》记载：“初，我使黄允吉等往日本，秀吉贻书我国，使之整其军兵，与日本合动直犯上国。我国举义斥绝，即于其年（宣祖二十四年）四月，因圣节使金应南之行具由奏闻。中朝先因许仪后亦闻倭谋，令我国要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剿。”这说明日本故意放出假消息，欲联合朝鲜入侵中国明朝。
《再造藩邦志》也记载：“金应南之回，天子降敕谕，赏白金、纻丝、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且谕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抄击。”尽管这条敕书更多的是对朝鲜的试探，但也表明当时明廷高层已经有了“捣巢日本”的想法。这才试探性地提出让暹罗（泰国）、琉球（冲绳县）等藩属国出兵帮朝鲜抗日。
只可惜，朝鲜人以“不习下洋”为由，婉拒了万历帝敕令，而这也为后来明廷怀疑朝鲜勾结日本埋下了伏笔。“不习下洋”即不熟悉东南亚等明朝藩属国之国情，担心对方实力不够强而灭不了倭寇而反受其咎。
由此可知，在万历十九年，“援朝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明朝方面已经有了“东征日本”的基本构想，而这个构想的特点在于以藩属国的军队为征讨东洋日本的主力。这一特点在后面的征讨方略中也得到延续。
但总的来说，这只是一个构想，仅仅停留在提出阶段，未能得到实施，因为在这一阶段，明廷的主要重心仍然是加强军备，防备日本“狂人”（丰臣秀吉）的大军可能会放弃朝鲜，转而入侵自己的东南沿海。
然而，随着战争的开始，这个险些胎死腹中的构想又被抬出来讨论。万历二十年（西元1592年），太仆寺少卿张文熙提出“征倭捣巢”之策。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以浙、直、闽、粤四省各出兵一万五千人，合兵六万，泛海登陆日本本土，一战解决倭患问题。其中的“直”即“直隶南京”，也驻扎了不少明朝的精锐部队。
这一策略在提出后当即受到了朝野关注，并被抬到了朝议中讨论。其中较有价值的评论，当属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所作的《征倭当急捣巢非计乞详审以收胜算疏》，《疏》中认为张文熙的策略是良策，但难以施行，因日本与中国隔着茫茫大海，道路不通。最终，此策略没能通过朝议，张文熙本人也调任南京。
不过，“捣巢日本”这一战略构想并未因此雪藏，反而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吸引到了广大官员和士人的目光。部分官员开始研究，如何解决张文熙方案中“路难行”这一问题，比如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就是。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西元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派遣间谍前往日本，以为日后“捣巢方案”提供情报。与此同时，暹罗国（泰国）遣使来朝，在《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总督两广都御史萧彦奏,暹罗（泰国）居极西，去日本万余里,近有贡使请于兵部,愿效勤王。兵部覆令发兵直捣日本。”说此事关注度高。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兵部已经同意暹罗（泰国）的出兵请求。而前文所提到的万历皇帝的“征倭敕令”在这时出现，也成就了明朝现实出兵日本的机会。但是，暹罗（泰国）毕竟是外邦，其心叵测啊！
最终，在两广方面的劝阻下，明廷还是在暹罗使者回国宣诏途中将其拦下。请暹罗（泰国）出兵的计划暂时被搁浅。不过，这倒给主张“捣巢日本”的官员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即发动属国军队一同征讨。
而到了万历二十二年（西元1592年），随着史世用等间谍们陆续回国，使大量日本情报被带回明朝，竟引起了各方反响。而许孚远则依据情报再一次提出了征讨日本本土的征剿战略，即《请计处倭酋疏》。
这一次的方略，相较之前张文熙的泛泛而谈显得更加完备。《疏》中不仅分析了当时日本国内紧张的局势，如“彼国诸酋，欲为秀吉之为而思攘夺之者甚众。阴谋伐国，构怨亦深”，即日本深陷军阀混战中。
《疏》中还提出了正确的对日战略，即“用间、备御、征剿”三项，并计算了相关的军费和出兵兵力，即“发内帑百万，分助诸省打造战舰二千余只，选练精兵二十万人，乘其空虚，出其不意，会师上游，直捣倭国”。许孚远在被调任南京兵部后的练兵选将措施，很可能就是在践行这一策略，可随时出兵征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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