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历史中，有这么一个王朝，他天子守国门，文臣不畏死，活生生将一个号称天之骄子纵横欧洲大陆的马上王朝，打的满地找牙，避退三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的大元帝国，就此土崩瓦解退出历史舞台。他就是大明朝。
洪武二十七年（1394）三月初五日，朱元璋诏令武官子弟习骑射。他告谕五军都督府臣说：我尝令武官子弟演习武艺。今天下久安，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禄，纵酒嗜音乐歌舞为游戏。一旦袭职，使之挟弓矢上马且不能，安能为国效力?近扬州卫指挥单寿袭其父职，率兵往泰州捕寇，猝与寇遇，众军并力迎战，单寿惧而逃跑，且挥众使退，遂致败事。此由其素不练习之故。自今以后，武官子弟宜于闲暇时令习弓马。当承袭的，由五军阅试其习骑射闲习方许。否则，虽授职而只给半俸；三年后复试，不能骑射的谪为军。着为令。初八日，朱元璋又命兵部，凡武官子弟年幼袭职的，待其年二十，以例比试。
据史书记载，明朝建立以后，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总结历代军事建制与边防屯守的经验与教训，创立了“卫所”制度，以分屯设兵，寓兵于民。在这种卫所制度中，朝廷令卫所中的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军食粮，广泛地控制沿边沿海的要害地位，以达到保卫国家疆土的目的。“卫”之全称为卫指挥使司，一般有军士5600人；“所”之全称为守御千户所，一般有军士1200人。卫所制度中，卫所中的军士是一种固定的职业，终生拥有。不仅如此，这种职业还是世袭的，即作军士的父亲去世后，由其长子顶替军籍，兄去世后，则由其最大之弟顶替，若家中男丁全故或后继无人，还要到其原籍族中找人顶替。与此同时，军士的家属不列入民籍，而另列入军籍，称为军户。一旦成了军户，全家就要迁至指定的卫所世代为军，军户自然也不由地方管理，而属朝廷直辖，且不得随意脱离军籍。这样的卫所制度，为朝廷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兵源，以储备兵力，便于调遣。
因为城内居民中的男丁世代从军，加上沿海一带战事频繁，因而所城之内尤其崇尚武风，且英雄辈出，大鹏所城亦不例外。据有关文献记载，仅清朝中叶，大鹏所城内就相继出了三个水师提督，四个总兵，十数个副将，千总等中下级军官更是多不胜数。卫所实行军事屯田制度，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屯田自养，这样，朝廷也可以省去一大笔军饷和运输军事物资的人力物力。朱元璋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制度的好处，由此即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屯田制也使长期荒芜的边疆土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当时仅大鹏一所，屯田就达92.34顷（1顷=100亩）。可见朱元璋的这一历史性创举，充分显示了这位开国帝王非凡的韬略。
明朝初年，沿海岛屿盗匪、倭寇和番夷为害猖獗，朝廷决定在广东沿海增设卫所多处，以固海防，以安社稷。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上奏朝廷，建议增加沿海卫所的密度，卫所之间，或筑墩台，分兵把守，或设屯田，使军士自养。过了10年（即公元1394年），朝廷终于迟迟准奏，责成花茂在沿海设立东莞、大鹏二所。东莞所设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宝安县城旧址（后称新安县，今为深圳市南头古城），大鹏所则在距东莞所120多里的大鹏岭（今深圳龙岗区大鹏镇），两所互为配合，联守广州之门户。
《寰宇通衢》编成了。朱元璋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记载，便命翰林儒臣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二十三日编成，赐名《寰宇通衢》。其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陆行三千九百四十四里；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三百六十四里，西极四川松番卫，陆行为五千五百六十里；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六千四百四十四里。南逾广东岩州，水陆兼行为六千六百五十五里。东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陆兼行为三千五百二十五里。北至北平大宁卫，为三千六百二十四里，水陆兼行四千四百二十五里。西北至陕西甘肃为五千零五十里，水陆兼行为六千七百二十里。时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不包括四夷之驿。
在这一年（1394年），厦门城竣工。
在这一年（1394年），置东莞(南头)守御千户所，隶属南海卫。
在这一年（1394年），置东莞(大鹏)守御千户所，隶属南海卫。
在这一年（1394年）南头古城始建。
在这一年（1394年）深圳东山寺始建。
而我们关于大鹏所城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将军大婚
今日的所城有点红，斑驳的城门竟然挂上了喜庆的红灯笼。一条红毯也铺到了内城。
内城的刘钟将军府，敲锣打鼓，好不热闹。并不宽敞的将军府邸人来人往，出席婚宴的将士们个个喜气洋洋，他们由衷地为自己的刘钟将军感到高兴。
“一拜天地！”随着司仪的一声吆喝。
只见大厅正中供奉着祖先排位，两旁太师椅上端坐着两位慈祥的老人。
“二拜高堂！”新人听到司仪吆喝后立马恭恭敬敬拜向父母方向。
“夫妻对拜！”新人开始行跪拜之理。旁边的亲朋兴高采烈地将新浪和新娘的头按在一起。好不热闹。
“礼毕！送入洞房！”司仪最后一声吆喝，意味着大婚已经顺利完成。
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目送新娘进入新房时。
忽然！城外传来一阵隆隆的战鼓声。
“报—”立马有士兵来报送“海面有数艘倭寇船只向所城方向驶来！”
“众将士听令！”身材魁梧，玉树临风，不怒自威的新郎官刘钟将军已经褪下新郎红装，“随我出战！让这帮倭寇有来无回！”
“得令！”众将士听令后一声怒吼。犹如洪钟一般，响彻天际。
此时已经到了大明嘉靖一朝。随着民生的凋敝，东南沿海的倭寇愈演愈烈。
倭寇，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
倭寇初时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晚清时期，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大量使用“倭寇”指称日军，衍生出倭军、倭兵、倭炮、倭廷等词。
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明朝建立后，尚有张士诚等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
明朝建国后，东南沿海一带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开始得到发展。到嘉靖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形成大规模，达到非常繁荣的程度。利润上的巨大差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但面对严峻的东南海疆形势，明开始实行长期的海禁政策，明初朱元璋即颁布了“片板不许下海”，严禁私人海外贸易。
朱元璋称帝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希望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嘉靖初年（1521年）以后，明王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然而，到嘉靖二十年（1540年）后，反而出现了“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