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什么？”毛利兰吃了一惊。“母亲她居然……”“嗯，是啊，”毛利小五郎很不爽地看着面前的卷宗。“这个糟老婆子，居然就这么把案件丢给我这个名侦探！当我是她的仆人吗，啊？”
“这个案件……”而在一旁的柯南看到这个卷宗的抬头之后，却吃了一惊。“袴田严案？”
“你小子居然知道这么久远的案子？”毛利小五郎看了他一眼，稍稍有些惊讶地说着。“我看看，应该有……28年了呢。”
“28年前的案件？”毛利兰惊讶道。“这么久远吗？我只是把卷宗过了一下手，还没有看内容……等一下，28年的话不是已经超过追诉期限了嘛？那这个案子还有什么价值？”
“这个案子早就审判完了，这是再审需要的证据，所以才不需要管那些追诉期限之类的东西，”毛利小五郎翻看着卷宗的目录部分。“这里有现场记录，自白调查书，公诉证据清单及相关鉴定材料，一审判决书……全都是检方的证据，这家伙打算给袴田做过失杀人辩护吗？可那样的话不是应该需要从袴田的主观态度入手……”
说到这里的时候，毛利小五郎的脸色突然变了。“等一下，这个老太婆给我这些检方用品不会是想……给这些东西做证伪吧？”
“证伪？”毛利兰立刻意识到了他父亲的意思。“您是说，这些证据可能是假的？”
“或许吧，”毛利小五郎点了点头。“英理对这类冤案的无罪辩护似乎有很独特的爱好，当年免田事件（日本着名冤案之一，48年被判抢劫杀人，83年再审宣告无罪）的再审期间她可一直在收集相关资料，而且似乎还在辩护当中为辩方出了力。”
“英理阿姨打算怎么弄啊？”柯南突然问道。“这个案件的话，不好翻案吧？”
“……”看了一眼现场记录之后，毛利小五郎的眉头抽了一下，最终把毛利兰和柯南叫到了自己旁边。“你们过来一起看吧，如果觉得有哪里不对的话就告诉我。哪怕只是觉得不对也要告诉我，任何异常都算。”
……………………
1966年6月30日凌晨，静冈县清水市味噌工厂的专务理事一家惨遭灭门，父母子女全部惨遭杀害并被纵火，而该工厂的员工，前专业拳击手袴田严很快被锁定为嫌疑犯，在找到了相关证据之后被判处抢劫杀人罪并房屋纵火罪而判处死刑。
在这起案件中，舆论的影响相当严重——在袴田事件后的第四天，媒体就已经将前拳击手H（袴田严，HakamadaIwao）被作为嫌疑犯的事实进行了报道。由于重罪的起诉时间相对较慢，因此在案件进入审判期时，国民往往已经被媒体动员起来，并且进入了群情激奋的狂热模式。
举例而言，同年9月12日，起诉不久之后，某报刊的静冈版中便公然刊登了一篇《科学搜查的凯歌》，声称“‘从袴田房中搜查出带血的睡衣’就是‘科学搜查的胜利’（注1）；“袴田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性格异常者”；“犯罪手段残忍，即使证据陈列眼前，他也顽固异常，长达二十天都拒不承认。顽固与反社会性是犯罪者的共同性格，而袴田是最为极端者”和“缺乏情操，毫无良心”等评语——而此时，袴田严甚至还仅仅是被起诉，连是否真的有罪也还只是个未知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认定袴田严以如下方式犯下罪行：为了盗窃财物，穿着五件衣物并套着防雨外套，携带木工小刀进入味噌工厂。随后，他爬到专务家后门的树上，越过中途阻隔的东海道铁路防护栏并跳入专务家中。在刺杀一家四人之后盗走三个钱包，通过后院的门返回工厂，脱下五件衣物并换下睡衣，并伺机将五件衣物丢入味噌工厂的酿造桶中销毁证据。随后，他从工厂的石油罐中取出混合油，点燃了四人的尸体并返回了工厂。
但与此同时，这件案件的审讯当中出现的问题也相当明显，甚至连一审判决都对此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批评。
“本案的搜查方式，无论是从‘本质真相的发现’的角度，抑或‘正当程序’的角度，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与反省。为杜绝本案的事态再度发生，特此附言。”
但尽管判决对搜查当中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法庭却仍然在审判当中毫不犹豫地认可了检方提交的相关证据，并且判决了袴田严死刑，因而也遭到了日本律师联合会的强烈反对。
“这并不矛盾吧？”毛利兰有些疑惑。“虽然说搜查的过程有问题，但证据就在那里，如果法官认可了证据的可靠性，无论如何也应该对检方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吧？”
“……”毛利小五郎抬起头，看着毛利兰，甚至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有些发毛。“你……还真是我的亲女儿啊……”
“哎？”毛利兰愕然。
“我以前也曾经问过英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她们律师总是吹毛求疵要把那些警察们好不容易才抓到的犯人再送出去，哪怕证据都已经指向了他们确实有罪。”
…………
“律师并不是神，也不可能将黑的说成白的，”当时，妃英理这样对着自己的丈夫说着。“事实上，我们承担的更多的是提醒者的身份。”
“由于诸多原因，法官在审判当中的立场往往是高度倾向于检方，对于那些证据当中不充分、不合理的地方视而不见，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
“而我们律师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些有问题的地方指出，让所有人能够真正审视这一点，并且得出一个真正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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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袴田严案首次陈述中，检方指证袴田严穿的是被发现的带血的睡衣，但在味噌酿造桶中发现了更有力的五件衣物作为证据之后，便将这一判断修正为穿着被发现的那五件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