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27）
二十七
聂赫留朵夫留在彼得堡要办的最后一件事，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就是打算通过同团老同事、宫廷侍从武官包加狄廖夫把这一案子的上诉状递交皇上的。这天早晨他来到包加狄廖夫家，碰上他还在家，虽然一吃过早饭就要出门了。包加狄廖夫是一个身材不高的敦实汉子，具有非凡的体力，能够把马蹄铁扭弯，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他尽管有这样一些品性，却是一个接近皇室的人，热爱皇上和皇亲，而且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事，那就是他生活在最高层的圈子里，却只看到其中好的一面，并且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清白的事。他从来不指责任何人和任何措施，要么不说话，要么用喊叫般的超出常规的洪大声音说出他想说的话，而且往往配合着同样洪大的笑声。他这不是运用什么手腕，而是天性如此。
“哦，你来了，太好了。你要不要吃些早点？那你就坐下吧。煎牛排好极了。我开头和煞尾总要吃点实在的东西。哈，哈，哈！那你就喝点儿酒吧。”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叫道，“我正在想着你的事呢。状子我一定递上去。交到皇上手里，这是肯定的。不过我想起来，你是否还是先去找找托波罗夫。”
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起眉头。
“这种事由他说了算。反正他们是要征求他的意见的。也许他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去吧。”
“那太好了。哦，彼得堡怎么样，你有什么印象？”包加狄廖夫叫道，“说说吧，好吗？”
“我觉得就像是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包加狄廖夫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并且放声哈哈大笑起来。“你不想吃，那就算了。”他用餐巾擦了擦胡子。“那你就去吗？嗯？他要是不肯办，你就交给我，我明天就递上去。”他叫喊过了，便从饭桌上站起来，画了一个老大的十字，显然这是无意识的，就像刚才他擦胡子一样，然后就佩起军刀，“现在咱们再见吧，我该走了。”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聂赫留朵夫说着，很高兴地握了握包加狄廖夫那结实有力的大手，并且像往常见到健壮、浑然无心、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怀着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他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自己去一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还是依照包加狄廖夫的劝告前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子的人。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就其使命来说，本身就存在矛盾，只有麻木不仁和丧失道德感的人才看不出来。托波罗夫就具备这两种看不出矛盾的性能。他担任的职务所包含的矛盾就在于：这种职务的使命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暴力，来支持和保护教会。然而，按照教会本身所下的定义来说，教会是上帝亲自建立的，不论地狱之门，不论什么样的人类力量，都不能动摇教会。这个什么都不能动摇的上帝的机构，却要由托波罗夫及其同僚所主持的人类机构来支持和保护。托波罗夫看不出，也许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矛盾，所以他一本正经，时时刻刻担心会有哪一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来破坏地狱之门都无可奈何的教会。托波罗夫也像一切缺乏起码的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一样，认为老百姓是一种跟他完全不同的生物，他没有信仰也能过得很好，老百姓没有信仰就是不行。他自己在灵魂深处什么也不信，并且认为这样又舒服又愉快，可是他很担心老百姓也进入这样的精神状态，所以，如他说的，他认为他的神圣使命就是要把老百姓从这种精神状态中拯救出来。
有一本食谱上说，龙虾就喜欢活活被煮死，他也认为老百姓就喜欢做迷信的人，不过食谱里用的是转义[32]，他想的和说的都是其本义。
他对待他所保护的宗教，就像养鸡人对待鸡吃的臭鱼烂虾：臭鱼烂虾使人恶心，可是鸡喜欢吃，那就应该用臭鱼烂虾喂鸡。
当然，所有那些伊维利亚的、喀山的、斯摩棱斯克的神像，都是愚昧崇拜的偶像，不过老百姓既然喜欢这一套，相信这一套，那就应该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却不考虑，他所认为的老百姓喜欢迷信，也只是因为过去总是有、现在仍然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一些惨无人道的人，这些人自己有了知识，却不把知识运用到应该用的地方，不是帮助老百姓脱离浑浑噩噩的愚昧状态，而是想方设法，把老百姓禁锢在愚昧状态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和一个女修道院院长谈话。这位女院长是一个很活跃的贵族妇女，在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教徒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
一个负有特殊使命在接待室值班的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听到聂赫留朵夫说想把教派信徒的状子交给皇上，就问是否可以让他先看一看状子。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就拿着状子进了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戴修女帽，蒙着轻轻飘动的面纱，拖着黑色长裙，雪白的、手指甲干干净净的双手交叉在胸前，手里拿着茶晶念珠，走出办公室，朝大门口走去。还一直没有人来请聂赫留朵夫进办公室。托波罗夫在看状子，不住地摇头。他看着写得又清楚又恳切的状子，感到愕然不快。
“万一这状子到了皇上手里，就会惹出一些不愉快的问题，引起误解。”他看完状子，就想道。他把状子放到桌上，按了按铃，吩咐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记得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已经收到过他们的状子。案情是这样的：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多次受到告诫，后来就把他们送交法庭，法庭却判定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和省长就决定以他们结婚不合法为由，把丈夫、妻子和孩子拆散，流放到不同的地方。那些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就要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想起了当时这案子第一次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情。不过，肯定原来的措施，也就是把那些农民家庭的大大小小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去，是一点害处也没有的；如果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对其他居民产生很坏的影响，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也表现了主教热心教务。因此他就让这案子按原来的办法办下去。
现在却出现了聂赫留朵夫这样一个辩护人，这人在彼得堡是有多方面关系的，这宗案子就有可能提到皇上面前，成为一宗暴行案件，或者刊登到外国报纸上，所以他立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忙于公务的神气，一面起立迎接聂赫留朵夫，一面问好，接着就谈起正题。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这一些名字，就想起这件不幸的事。”他说着，就拿起状子，给聂赫留朵夫看，“这事您提醒了我，真是太感谢了。这是省当局热心教务过了头……”聂赫留朵夫没有作声，毫无好感地看着那张苍白的脸扮成的一动不动的假面具，“我这就发指示取消这种做法，把那些人送回原地。”
“那么，这状子我就不用往上递了？”聂赫留朵夫说。
“完全不必。这事我答应您了。”他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充分自信他的诚意、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哦，最好我现在就写个手谕吧。有劳您坐一会儿。”
他走到写字台边，写了起来。聂赫留朵夫没有坐，朝下看着他那窄小的秃顶，看着那一只握笔疾书的露着老粗的青筋的手，感到十分惊讶，不知道这个显然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做起这种事，而且做得这样上心。究竟为什么呀？……
“就请您带去吧，”托波罗夫一面封口，一面说，“您去通知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又补充一句，还撇了撇嘴，做了一个笑的表情。
“这些人究竟因为什么遭这场折腾呀？”聂赫留朵夫一面接信，一面问道。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笑了笑，就好像聂赫留朵夫问得他很开心。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总不及眼下流行的对宗教问题过分淡漠那样可怕和有害。”
“可是怎么能以宗教的名义来破坏最基本的行善要求，拆散家庭呢？……”
托波罗夫依然带着宽宏大量的表情笑着，显然他认为聂赫留朵夫说得很可爱。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都认为是可爱的和片面的，因为他自以为是站在广阔的国家立场上看问题的。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也许是这样，”他说，“不过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就有些不同了。对不起，恕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着，弯了弯腰，伸过手来。
聂赫留朵夫握了握他的手，就一声不响地匆匆走了出来，很后悔同他握手。
“老百姓的利益哩，”聂赫留朵夫在心里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不过是你的利益，是你的利益罢了。”他一面从托波罗夫的官邸往外走，一面想着。
他逐个儿回想了这些维护正义、保护宗教和教育人民的机构照顾过的一些人：因贩卖私酒被监禁的农妇、因偷窃被监禁的小伙子、因流浪街头而被监禁的流浪汉、被指控纵火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被监禁的银行家，还有不幸的丽达，她被关押只是因为要从她身上得到必要的情报，还有因为反对东正教而受害的教派信徒，还有因为希望制订宪法而被监禁的古尔凯维奇——于是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种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抓、被关押或者被流放，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正义或者干了什么违法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那些官僚和财主们占有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不论是贩卖私酒的农妇，不论是在城里浪荡的小偷，保存文件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希望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都碍他们的事。所以聂赫留朵夫就完全明白了，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那些参政官和托波罗夫，直到坐在各部办公室里的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先生们，都丝毫不担心无罪的人遭殃，他们操心的只是如何清除一切危险分子。
所以，不仅不遵守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宁可放过十个坏人的律条，相反，他们为了清除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宁可除掉十个没有危险的人，就好比为了挖掉一点烂肉，不惜挖掉好肉。
这样解释所见所闻，聂赫留朵夫觉得又简单又明了，但正因为又简单又明了，聂赫留朵夫想来想去，不敢肯定。对于这样复杂的现象恐怕不能作这样简单而可怕的解释吧，所有一切有关正义、善、法律、宗教、上帝等的话不可能都是空话，只是为了掩盖最无耻的贪欲和残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