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24）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和律师走出参政院，顺着人行道走去。律师让他的马车跟在后面，就给聂赫留朵夫讲起参政官们说的那个司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发，讲到依法应该判处苦役，却不但没有判处苦役，反而把他派到西伯利亚当省长去了。律师讲完这事的全部经过及其丑恶内幕，还特别津津有味地讲了一件侵吞捐款的事，捐款是兴建纪念碑的，却被各种各样身居高位的人侵吞了，所以纪念碑就一直不能完工，就是今天早晨他们从那儿经过时看到的；又讲了某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又讲了某人卖老婆，被某人买了去；然后又讲起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干着各种各样的犯罪勾当，却没有坐牢，而是照旧在各个机关坐着主管人的交椅。他所知道的这类事是讲也讲不完的，他讲起来非常得意，因为这些事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这个律师捞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捞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和清白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他讲的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雇马车回滨河街姨妈家时，他感到十分惊愕。
聂赫留朵夫非常忧愁。他所以忧愁，主要是因为，参政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就肯定要遭受不应有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实现与她同命运的决心就更困难了。他听了律师兴致勃勃地讲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为非作歹的故事，更加忧愁了。此外，他还一直回想着当年那个可爱、坦率、高尚的谢列宁现在流露出来的冷淡、不友好、疏远的眼神。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带着一点儿不屑的神气交给他一张纸条，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写的是，她是来向营救女儿的恩人道谢的，此外，还恳请他光临瓦西里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娅特别希望他去。还请他不要担心，她们不会说许多感激的话让他听了心烦，她们是不会说感激之类话的，只不过很想见见他，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明天早晨就来。
另外还有一封信，是聂赫留朵夫的老同事、宫廷侍从武官包加狄廖夫写来的。聂赫留朵夫准备把自己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交给他，请他亲手递给皇上。包加狄廖夫用刚劲有力的大字写道，他一定照他许诺的，把状子亲自交到皇上手里，不过他想起一个主意：聂赫留朵夫先去拜访一下那个可以左右这件案子的人，托他一下，是否更好。
聂赫留朵夫几天来在彼得堡见闻了许多之后，灰心绝望，觉得什么事也办不成了。他在莫斯科拟定的计划，他觉得有点儿像是少年人的梦想，人要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进入社会，必然会失望。不过既然现在已经来到彼得堡，他还是认为应该按原来的打算来办，于是决定明天先去找找包加狄廖夫之后，就按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这时候，他把为教派信徒写的状子从皮包里取出来，想重看一遍，不料伯爵夫人的一名仆人敲了敲门，走了进来，请他上楼去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马上就来，于是把状子放进皮包里，就上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朝街上望了一下，却看到了玛丽艾特那一双枣红马，忽然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不由地想笑。
玛丽艾特头戴女帽，身上穿的已经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很花哨的浅色连衣裙，手里拿着茶杯坐在伯爵夫人的圈椅旁边，娇声细气地说着话儿，一面忽闪着她那一双笑盈盈的美丽的眼睛。聂赫留朵夫进门的时候，玛丽艾特刚刚说过一句很可笑的话，一句很不雅的笑话——这是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出来的——所以满嘴汗毛的和善的伯爵夫人笑得呵呵直叫，那肥胖的身子直打哆嗦，玛丽艾特却带着特别轻佻的神气，微微撇着带笑的嘴，偏着她那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喜洋洋的脸，不出声地看着同她说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凭几个字就听出来，她们说的是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趣事，玛丽艾特正是在这方面说了一句十分好笑的话，所以伯爵夫人很久都止不住笑。
“你要叫我笑死了。”她咳嗽了一阵之后，说道。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就挨着她们坐下来。他刚刚想指责玛丽艾特轻浮，她就察觉了他脸上的严肃和有点儿不满的神情，她马上也改变了整个脸上的表情，甚至也改变了情绪，为的是讨他喜欢。自从她见到他之后，她就想讨他喜欢了。她一下子就变得严肃起来，流露出一副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正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的神气，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但这和聂赫留朵夫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样了。他说了说上诉在参政院被驳回的情形和他遇见谢列宁的情形。
“啊！多么纯洁的一个人呀！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无畏骑士。一个纯洁的人。”两位太太一齐用起了上流社会形容谢列宁的这个常用的形容语。
“他的妻子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道。
“她吗？哼，不过我不想说她。反正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她带着真诚的同情问道。“这太可怕了，我多么为她难过呀！”她又叹着气说。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为了改变话题，就谈起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被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谢过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就想说一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受折腾，只是因为没有人过问，这种事想起来都非常可怕。可是她不让他说下去，自己先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必对我说，”她说道，“我丈夫一对我说她是可以放的，我听到这种说法就吃了一惊。既然她没有罪，凭什么要关她呢？”她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可恶，可恶！”
伯爵夫人看到玛丽艾特向外甥卖弄风情，觉得非常开心。
“你听我说，”等他们两个都不说了，她就说，“明天晚上你上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对玛丽艾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都对他说了，他说，这都是好苗头，你一定会来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艾特，你对他说说，让他去。你自己也去。”
“我吗，伯爵夫人？第一，我没有任何权利替公爵拿主意。”玛丽艾特一面说，一面看着聂赫留朵夫，并且用这种目光沟通心意，好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和对待福音派的根本态度上取得完全的一致，“第二，您也知道，我不太喜欢……”
“你总是喜欢唱反调，自有一套。”
“怎么是自有一套？我就像一个最普通的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着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哎呀！你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伯爵夫人说。
玛丽艾特说了说那个着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真演得好极了。”
“那我究竟先去看谁好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聂赫留朵夫笑着说。
“请你别抓我的话把儿。”
“我想，最好还是先看传教士，然后再看法国女演员，要不然就毫无兴致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艾特说。
“得了，你们别拿我取笑。传教是传教，看戏是看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一点也用不着把脸拉成几尺长，一个劲儿地哭鼻子。只要信教，心里就畅快了。”
“您呀，我的姨妈，传起教来比任何一个传教士都好哩。”
“您听我说，”玛丽艾特沉思了一下，就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不能去……”
一名仆人前来通报说有客人来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来者是伯爵夫人主持的一个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这位先生十分乏味。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过一会儿我就来。您给他倒点儿茶，玛丽艾特。”伯爵夫人说过，便一摇一晃地快步朝客厅里走去。
玛丽艾特脱下手套，露出嫩生生、光溜溜的手，无名指上还戴着戒指。
“您要茶吗？”她说着，拿起酒精炉上的银茶壶，很奇怪地翘着小手指头。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而忧郁了。
“人家的意见我是很看重的，可是人家却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我想起来总是难过得不得了。”
她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仿佛要哭出来。她这几句话，如果分析起来，并无什么意义，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可是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话异常深沉、异常真挚、异常善良。这是因为这个年轻、美貌、衣着华丽的女子在说这番话时还配合着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送来的一阵阵秋波，就把他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一双眼睛再也离不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很赞赏您的做法，也很钦佩您。”
“说实在的，这没有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太少。”
“反正是这样。我理解您的感情，也理解她的……哦，好，好，我不谈这事吧，”她察觉他脸上有不愉快的神气，就把话收住，“不过我还理解，您看到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景象之后，”玛丽艾特因为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着女性的敏感猜出他看重和珍视的是什么，就这样说，“您就想援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人在受人折腾，因为无人过问，因为有人非常残忍，那些人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死去活来……我理解，可以为救人献出生命，换成我，我也愿意。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呀……”
“您难道对自己的命运还不满意吗？”
“我吗？”她问道，就好像她感到十分惊愕，想不到有人会问起这事。“我应该满意，所以也就满意了。不过，我心里好像有一条虫子要醒了……”
“是不应该让它再睡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他已经完全陷入了她的迷魂阵。
后来聂赫留朵夫多次很羞惭地想起他和她的谈话，多次想起她那些算不上虚伪而只是迎合他的心理的话，以及她听他讲起监狱里的惨状和农村的贫困景象时那副动情和关切的脸相。
等到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经谈得非常投机了，仿佛不仅是老朋友，而且是特别知心的朋友，仿佛四周围的人都不了解他们，只有他们是互相了解的。
他们谈的是当权者的无道、囚犯们的苦难、老百姓的贫困，然而实际上，他们那互相望着的眼睛却在谈话声中不停地传送着情意：“你爱我吗？”……“我爱你。”性爱采取最意想不到的、最光彩的形式使他们互相吸引住了。
她临走时对他说，她永远愿意尽她的力量为他效劳，并且请他明天晚上一定要上戏院去，哪怕待一会儿也好，她说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他谈谈。
“唉，要不然我什么时候又能再见到您呀？”她叹了一口气，又说。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往戴满戒指的手上套。“您就说您来吧。”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这天晚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待在他的房间里，上了床，熄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参政院的裁决，想起他还是下决心跟她走，想起他放弃土地所有权，想着想着，突然间，就好像出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似的，他眼前出现了玛丽艾特的脸以及她在说“我什么时候又能再见到您呀？”时的目光和叹息声，还有她的笑容，是那样真切，他好像真的看到了，于是他也笑了笑。“我上西伯利亚去，这种做法好不好呢？我放弃自己的财产，这种做法又好不好呢？”他问起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里，皎洁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泻进来，可是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模糊不清的。他的头脑里乱成了一团。他唤醒以前的心境，想起以前的那些想法，可是这些想法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说服力了。
“万一这一切都是我瞎想的，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那就要后悔自己不该做好事了。”他对自己说。他因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心里出现了很久都不曾有过的苦恼感和绝望感。他因为无法弄清这些问题，睡着了也是很难受的，就像以前输了一大笔钱的时候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