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1）
一
再过两个星期，参政院有可能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打算到那时候赶到彼得堡去，如果在参政院败诉，就依照写状子的律师的主意，向皇上告御状。照律师的估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对此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很不充分。要是这样的话，有玛丝洛娃在内的一批苦役犯可能就在六月初出发，聂赫留朵夫是下定决心要跟着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去的，那就必须做好准备，所以现在必须到乡下去，把乡下的事情料理料理。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上最近的库兹明，那是一个黑土地的大庄园，他的主要收入就是从这儿来的。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都生活在这个庄园里，成年后又在那儿住过两次，还有一次奉母亲之命带着一个德籍管家上那儿去，同他一起检查庄园经营情形，所以他早就熟悉庄园的情况以及农民和账房的关系，也就是和地主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说得斯文一些，是一种十足的依附关系，说得干脆些，是农民受账房奴役。这不是像1861年废止的那种明显的奴役，即若干人受一个东家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共同受奴役，总的说，主要是受更大的地主们的奴役，有时也例外地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一些地主的奴役。聂赫留朵夫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庄园的经营就是建立在这种奴役的基础上，而他协助检查的就是这种经营体制。不过，聂赫留朵夫不光是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是不合理的，是残酷的，而且他从学生时代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候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热心进行宣扬，并且身体力行，把父亲留下的土地分给农民，认为在当今时代拥有土地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恶。不错，自从他在军中服务，养成每年挥霍两万卢布的习惯之后，所有这一类学说对他的生活已经不再有什么约束力，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他不但从来不问自己对待财产持什么态度，从来不问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而且竭力不去想这种事。不过，母亲一死，他继承遗产，就不能不经管自己的产业，也就是要经管土地，这样一来，如何对待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就又出现在他的面前。要是在一个月前，他可以对自己说，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经管，这样他远离庄园而花着从庄园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现在他可是下定了决心，尽管他就要上西伯利亚去，尽管同监狱方面还要有一些复杂而艰难的交道，而这都需要花钱，他还是不能再维持现状，而是要克制自己的私心，改变现状。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不高的代价租给农民去耕种，使农民有可能在一般情况下不再依附于地主。聂赫留朵夫不止一次拿地主和农奴主的情况进行比较，认为地主不雇工耕种而把土地租给农民，相当于农奴主把农奴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并未解决问题，但这是向问题的解决迈出了一步：这是从凶狠的压榨形式过渡到不太凶狠的压榨形式。他就决定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来到库兹明已是中午时候。他在生活各方面力求简朴，事先连电报也没有打，这时就在火车站雇了一辆两匹马的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年轻小伙子，身穿土布长褂，长长的腰身下面打褶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照赶车人习惯侧歪着身子坐在驭座上。他很乐意和坐车的老爷说话，因为他们一说话，那匹瘸腿的、衰老无力的白辕马和那匹害气肿病的干瘦的拉套的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走，这样的马总是希望慢走的。
车夫说起库兹明庄园的总管，他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的主人。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那个德国佬好阔气呀！”这个在城里住过而且看过一些小说的车夫说。他半侧身对着乘客，一会儿抓住长长的鞭柄的上头，一会儿抓住鞭柄的下头，并且显然是想炫耀自己的学识。“他添置了一辆三匹草黄马的大马车，带着太太一出门，那股神气劲儿谁也比不上！”他接着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老大的屋里还有圣诞树，我送客人上他那儿去过；还有电灯火哩。全省再也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呀，可是老鼻子了！他怎么不捞呀，他掌着大权嘛！听说他买了一份好地产。”
聂赫留朵夫心想，不论那个德国人怎样经管他的庄园，怎样从中捞钱，对他都无所谓。可是这个长腰身的车夫说的话却使他感到不快。他欣赏着明媚的春光，看着那有时把太阳遮住的有点发乌的浓云，看着春播作物地上到处都有庄稼人在翻耕燕麦地，看着一片翠绿的原野和原野上空飞翔着的百灵鸟，看着那除了迟发的橡树以外已经是一片新绿的树林，看着那草地上的羊群和马群，看着田野上到处都有人在耕地的景象，看着看着，他有时会想起，他有一样不愉快的事情，等他问起自己究竟是什么事儿，他才想起来，就是车夫说的那个德国人在库兹明庄园作威作福的事。
聂赫留朵夫来到库兹明庄园，着手料理事情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聂赫留朵夫查过账目，同管家谈了话。管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农民地少，而且被地主的土地所包围，地主可以得到很多便宜。这样，聂赫留朵夫就更加坚定地要实现自己的打算，不再自己经营，而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查账以及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还是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由自己的雇工用改良农具耕种，其余三分之一土地是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工钱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个卢布，要把每俄亩土地犁三遍，耙三遍，播种，然后收割，打捆或者压实，送到打谷场上，这些活儿如果雇廉价的零工来做，每俄亩至少要花十卢布。农民如果有什么需要，和账房打交道，都要按最贵的价钱，干活儿抵钱。到草地上割草，到树林里打柴，买土豆藤子，都要以干活儿作代价，因此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账房的债。这样，边远的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亩所得比起相当于地价百分之五的地租收入要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以前也知道，但是他现在却像是听到新鲜事一样，而且惊讶不已，他和一切处在他的地位的人怎么会看不到这种种情况多么不正常。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说如果把土地交给农民，所有的农具就成了废物，连原价四分之一的钱都卖不到，而且农民会把土地糟蹋掉，像这样交出土地聂赫留朵夫损失太大。但这种种理由只是使聂赫留朵夫更加相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失去大部分收入，正是一件好事。他决定这一次就把这事办好。至于收获和出售已经种下去的庄稼，出售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这类事可以在他走后让总管去办。现在他就请总管召集库兹明庄园土地所包围着的三个村子的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来意，并且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了总管的种种理由，甘心为农民作牺牲，感到很愉快。他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出账房，一面考虑着要办的事情，一面在房子周围信步走走，来到花圃边，花圃如今已经荒芜了，总管房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来到生满蒲公英的网球场上，又来到菩提树丛中的小径上，以前他常常在这儿走走，吸吸雪茄，三年前美貌的基里莫娃到母亲这里来做客，还在这儿跟他调过情。等他大致上想好了明天要对农民们说的话，就又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了如何清理全部地产的问题，直到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这才走进这座大房子里为他准备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平时是接待客人用的。
这房间不大，但十分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有一面镜子，有一张很干净的弹簧床，一张小桌，桌上有一个盛水的玻璃瓶，有火柴和灭烛家什。镜子旁边的大桌子上放着他那打开的皮箱，可以看到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的几本书：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一本英文书，都是同样内容的。他想在这次下乡的空闲时间里读读这几本书，可是今天没有时间了，他要睡觉了，明天可以早点起床梳洗，和农民们好好谈一谈。
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张老式的红木雕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圈椅是在母亲卧室里的。一看到这圈椅，心中忽然出现了一股完全意想不到的感情。他忽然留恋起这年久失修的房子，留恋起那荒芜的花园、那快要砍光的树林，留恋起那些畜栏、马厩、农具棚、机器和牛马，这一切虽然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创立和维持这样大的家业是极不容易的。以前他觉得丢开这一切是极容易的，现在却不仅留恋起这一切，也留恋起土地，留恋起那一半的收入，那收入可能是他目前十分需要的。于是马上就有一些想法出来迎合他，根据这些想法得出的结论是，把土地交给农民、毁掉自己的产业是不明智的和不应该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不占有土地，也就不必维持这整个家业。再说，我现在就要上西伯利亚去了，所以不论房子，不论庄园，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倒也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可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接收的是一座完好的庄园，就应该完好地传下去。你要对土地负责。把土地交出去，把一切都弄得精光，这很容易，可是创家立业那是很难的。顶要紧的是，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你的生活，考虑好今后怎么办，根据这一点来处理自己的财产。你的决心是否坚定不移？还有，你这样做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做给人家看看，借此炫耀自己？”聂赫留朵夫这样自己问自己，而且他不能不承认，别人如有什么议论，也会影响他的决心。他想得越多，出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想法，他进了干净的被窝，打算睡觉，为的是到明天用清醒的头脑好好地想想现在他怎么也想不出头绪的这些问题。可是他很久都睡不着。青蛙的呱呱声伴随着新鲜空气和月光涌进敞着的窗子，蛙声中夹杂着夜莺的鸣声和啼声，有几只夜莺在远处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前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蛙声和夜莺鸣声，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想起典狱长，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在说“您不要管我的事”的时候，她的嘴唇哆嗦着，就像蛙鸣时那样。然后是德籍总管下去捉青蛙。不能让他下去，可是他不但下去了，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而且责备起他来：“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后退。”聂赫留朵夫想道，并且苏醒过来，又自己问自己，“我这样做，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而且反正对我无所谓。反正无所谓。不过应该睡了。”于是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下去的路往下滑，然后一切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