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达与仁多保忠谈判时，赵佶正在察看经筵讲义。
赵佶本来以为通过召试馆阁贴职还可以拖延一些时日，没想到过了几日，苏轼亲自主持考核，苏轼认为周武仲才学卓然，可以授予馆职，这样赵佶的经筵讲官班子就算齐了。
杨时由于路途遥远，一时还未能赶来，现在在东京的就是周武仲和曾布。周武仲上任没几天就向赵佶递交了经筵讲义，要求经筵。
赵佶正在翻阅经筵讲义，不禁感叹，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再头铁方面，周武仲显然已经超越了在座的臣子们，基本上向包拯靠拢了。
周武仲的经筵内容是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这不就是在暗讽赵佶不务正业吗？
赵佶指着这个讲义问道：“曾相以为如何？”
曾布笑着说道：“官家，讲官进讲，凡无避讳之处，皆可得讲，官家何必过于执着于此事。”
赵佶心想，好家伙，反正妈的不是你是吧！万一这兄弟真的头铁，当场整活，尴尬的可就是自己了。再说了，自己开设经筵的目的是为了让朝廷里各种政治势力都有个发声的平台，也是作为皇帝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不是真的当好学生去的。
赵佶说道：“开设经筵本为察纳雅言，听取民意，开拓视野的，不是逮住吾的一点爱好，就含沙射影，出名搏位，想成全自己所谓直臣、诤臣的名声。曾相觉得，这是忠臣还是奸佞呢？”
曾布笑道：“官家，这事老夫不敢说。老臣大半生都成为奸佞，实在是不知道忠臣是个什么味道。”
赵佶哈哈大笑，说道：“那照曾相的话说，吾的朝堂上，不是奸佞治国，幸臣当道了！”
曾布只是笑笑，大半辈子都被人骂成奸佞，对于此，他早就不在乎了。什么奸佞、忠臣，都不过是身后之名罢了，自己身前之事能够勉强做好就行。
曾布说道：“官家，本朝设立经筵是以帝王教育为其本质的，在这一针对帝王的教化传播活动中，经筵讲官与君主是“师友之臣”。主讲官为“师”，对君主负有“辅导”之责，有“劝诫”“正过”之义务。如程颐所言，人君之师要授其君道与君德、保其身体，经筵官对君主在公众场合的衣食、言语、行止是否得当都负有督导之责。”
曾布的话虽然没有说完，赵佶已经明白了曾布的意思，臣子们把经筵当作一次难得的对皇帝的教育机会，对赵佶继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很多官员都有不少的意见，尤其是一些基层的官吏，随着考成法的实施，他们对赵佶的怨气是很大的，希望通过经筵这种方式给赵佶上上眼药，也是情有可原的。
曾布、吕惠卿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对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们担心赵佶被这种情况吓到，所以准备先给赵佶提个醒。
赵佶笑笑说道：“仁宗皇帝开设经筵本意为何？”
曾布笑着说道：“推考其原本，概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皆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故帝王之学，至重也！”
曾布拿出一本书来，给赵佶说道：“这是范祖禹《帝学》，对帝王之学和经筵之制，说得极为详细，官家可以作为参照。”
曾布走后，赵佶拿起《帝学》认真看起来，这本书算是大宋士大夫们为皇帝制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士大夫心目中完美的帝王形象，赵佶决定拿来看看。
仔细读了一遍后，赵佶才算对大宋的经筵制度有所了解，士大夫们认为，帝王被视为当时一国之表率，教化天下始于天子，天子如以上率下，则能育物化人、成就治事，北宋文治导向，必然要求帝王本身也应以务学求师为修身之要。
更重要的是，大宋从立国以来推崇文治，历代大宋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得整个士大夫阶层因与皇帝共治天下，其政治责任感显着增强，正如北宋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士大夫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接，主人翁意识很强，而这种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也使得他们自身成为了帝王务学修身的监督者，他们积极响应着皇帝文治天下、共治天下的举措，同时反过来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要求着皇帝，希望皇帝也能好读经史、以明治道。
但是自仁宗以来，这种制度的缺陷就一步步显露出来，一是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修，面对西夏的入侵，北宋根本无力抵抗，二是长时间的片面强调文治，文官集团的力量空前强大，武官地位低微，军队毫无战斗力，国家在面对各种内忧外患时都显得力不从心。
故此自神宗起，锐意变法，其中关于经筵，最着名的就是坐立争论。所谓“坐立”，是指讲官在给皇帝讲读经史时的坐立问题。在宋仁宗时期，天圣（1023 年）以前，讲读官都是坐着侍奉皇帝读书，景佑（1034 年）之后，改为站着侍奉，又到皇佑三年（1051 年），仁宗体恤讲读官之不易，需长久为皇帝解说和问询，遂下令只让当天讲读的臣僚站着应对，其他讲读官则可以坐着待命，“讲者立、侍者坐”从此遂为定制。到神宗朝，却发生了“坐立”之争。
其具体的争论如下：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着等认为，现在讲者立、侍者坐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应当按照乾兴以前的做法，让讲经者坐着，其他侍从站着，即“讲者坐、侍者立”。另外，判太常寺韩维、刁约以及同知太常礼院胡宗愈等也认为，祖宗以来，执经而讲者多赐坐，因为他们为帝王阐述经史、启明治道，当有此礼遇，所以应该恢复天禧旧制，让讲者坐着讲经；与以上看法不同的是，判太常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认为，应该保持现在的做法即“讲者立、侍者坐”，因为执经而讲者只是解说章句而已，不能称之为“师”，再者，侍者班制位次很多都比讲经者高，如果讲经者坐，其他列侍之臣将不知如何自处。
说白了，就是是否给与经筵讲官帝师身份的问题。
赵佶也查看过历代实录，讲读官的称谓主要有“师友”、“师傅”、“师儒之臣”等。帝王将讲读官视为师臣，所谓师臣者，又师又臣，既可以师礼待之，又可以臣子待之，因此，既可以赐坐，又可以使站立。但是赵佶显然不这么看。
现在他要继续推行神宗、哲宗时的一些措施，势必要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权威，对经筵制度势必也要加以更改，除了老臣硕德和宰执大臣外，都应该站立，要不然皇帝的尊严在哪里去了。
大宋文臣的傲娇，也该改一改了，大宋士大夫往往“以道自任”，如果自己的政见不被皇帝采纳，则生辞官之心。一次，司马光与吕惠卿争辩，自觉意见不被采纳，便对宋神宗直言：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则臣之罪也。
一般来说，臣子对皇帝进言，可则行，不可则止，大宋则不同，时臣子以道自任而罢官进退，这种政治主体意识显然普遍高于君主专权政治文化下臣子的政治主体意识，其相应的主体立场也已经超越普通臣子身份而成为与帝王一同治理天下的共治天下者。
如果是正常情况，有臣子们对皇帝加以劝谏，并非不是好事。但是现在赵佶要推动一系列改革，需要的是统一高效率的朝堂，不是谁都来插一嘴菜市场，这种行为肯定要加以纠正。
程颐曾经对经筵做过一个评价：“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大宋的士大夫，对于经筵那是十分看重的，把他当成士大夫阶层影响皇帝的重要手段。
而且皇帝们对于经筵也是非常积极，英宗双日召侍臣讲读。神宗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可以说在大宋官家心目中，经筵比常朝重要得多。
作为长期担任经验讲官得范祖禹，对于经筵的非常推崇。作为经筵讲官的范祖禹非常推崇宋仁宗，认为仁宗一直是以尧舜为师法，后来即对当时年幼的哲宗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哲宗能效法仁宗，向仁宗学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范祖禹认为如能做到同仁宗一般实也就离尧舜之道不远了。
用范祖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尧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圣学之要也。
这也是所有参与经筵的士大夫的目的，他们希望一个像仁宗一样相对弱势的皇帝，这样的话士大夫们的权力就会增加。但是赵佶明白，现在可不是讨论什么治国之道的时候，大变在即，是该加强国力，积极备战的时候。作为官家，赵佶要尽可能的加强自己的权威。
当年，赵佶自己也认为帝王学与不学以及学的怎么样从一开始就被与整个天下的治理相挂钩，认为是天下治乱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不学或者学的不好则天下不能得治，只有学的好天下才能得治，甚至由于帝王被认为“据有天下”，学习也就成了其本身应尽的义务，苟不学则无闻于后、乱日长久，这是帝王应当引以为戒的。
但是像范祖禹认为的：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惟陛下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仪轨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
赵佶是无法认同的，要是仅仅照搬历代先王就可以治理天下的话，那还用变什么法。
对于经筵的内容，赵佶也有不同的看法，士大夫们认为“儒家经典”、“帝王之史”、“帝王训戒与祖宗之法”，体现了对入世安民的追求以及对传统和习俗的尊重，是与政治生活直接关联的知识，也是“政治”特性即政治事物本性的集中体现，因而成为了“帝王之学”具体内容的三个大的方面。也是经筵最重要的内容。
但是赵佶觉得经筵作为皇帝和臣子们交流学术的活动，要更加实用，不要空谈圣人之道，而是要更加偏向于解决大宋如今面临的实际问题，大家集思广益，而不是清谈误国。
像范祖禹说得：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赵佶是完全不同意的，尧舜时和现在，时移事易，再说赵佶对成为尧舜没有任何兴趣，对成为李世民还是颇有兴趣的。
同样是经筵讲官，吕公着的话就深得赵佶的心意，吕公着认为：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
这才是经筵的作用，考察有用的治国之道，并将这些道理用于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才是重要的。
至于什么修养圣德，皇帝要德行？赵佶这百多斤的德行卖给你你要吗？你要不然去问问李世民不讲武德开玄武门的时候德行好不好？再去问问朱棣进南京的时候德行好不好。
安重荣虽然是个军阀，但是有句话其实说得不错就是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老赵家怎么得的这天下，是因为德行好吗？说这话的人都该到太宗皇帝那里领一玉斧。
范纯仁有句话说得好：“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
范祖禹这本帝学，是他给哲宗皇帝编的政治教科书，更是对之前经筵制度的一个总结。赵佶仔细翻阅了这本书，还圈阅了一些。然后对梁师成说道：“明日朝参后，召诸位宰执到垂拱殿议事！”